風雨半支蓮(61)_鐘鴻

六一

　　可惜好景不長。辦到第三年，刊物遇到最困難的日子。新的合作電視臺沒找到，我又忙於為二子建一治療癌病，連小贊助也沒空去奔走，只得暫停刊物出版。這時我刊掛靠單位的一位實權者對我說：他可以弄到經費，但條件是刊物改名並更換主編，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答應了。可新聞出版署遲遲未批改名，那位實權者怕停刊過久失去刊號，立即弄了六萬元讓我接著辦兩期，但不讓寫上原來我請的顧問。我曾經鄭重敦請的顧問萬國全（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秘書看到新出版的刊物上取消了萬老顧問的名子，追問我為什麼？我只得實情相告。萬老秘書又向新聞出版總署詢問，並說：「全國只有這麼一個電視戲曲刊物，何必改呢？」新聞出版署也就不改了。我向那位負責人彙報了這些情況後，他生了氣，來了個釜底抽薪，不讓我的刊物再掛靠在他們的單位。刊物面臨生死之際，廣電部總編室同意我直接用北京電視戲曲研究會來主辦這個獨一無二的刊物。於是我重新振作起來，在1999年初成立了全國電視戲曲理事會，與有條件的省市電視臺合作，繼續組織電視戲曲的評比觀摩，每年為電視戲曲做一件大好事。許多電視臺願意出資支持刊物，有22個省市電視臺參加理事會，於是我們共同將電視戲曲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我主辦的刊物，1996年第一次組織的電視戲曲展播活動，參加展播的單位27個，19個劇種，節目42個，獲獎節目39個。到2000年第五次展播時，參加單位增至69個，參展劇種26個，節目118個，其中70個節目評為優秀。

　　任何新事物在前進道路是都有曲折，過了兩年，隨著各電視臺的改組、人事變動等等，刊物經費籌措又發生困難。一些善隨市場變化辦刊物賺錢的人，弄不到刊號，紛紛來找我，條件就是改名、改內容，擬用那些黃色的、粉紅色的趣味來吸引青年讀者，這些都由他們來操辦，而我只需坐地收款即可。我豈能出賣我的事業，我理想的一部分？領導我們刊物的廣電部總編室知道了我的困難後，勸我交了吧？看來此刊氣數已盡，只好將刊號給交還總編室。

　　1994年至2000年底六年半的辦刊，總算為電視戲曲這個新的藝術品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再次停刊後，許多電視臺的電視戲曲工作者來電話都表示了無限遺憾。但我已在最後一期發刊詞《告別，迎新！》中向執著於電視戲曲藝術的全國同人告別，並祝他們在未來的電視戲曲事業上碩果累累。一個已經出土二十年的新劇種，根子紮在深厚的戲曲泥土裡，怎能不隨春風一年比一年更繁榮呢？何在乎一個刊物，一個小園地的枯萎？電視戲曲必定是滿園春色關不住，枝枝紅杏出牆來。

　　辦刊中遇到的苦澀，還遜於攝製京劇電視劇《曹雪芹》呢。

　　七、建一兒的奮起

　　1978年改革開放時，建一兒25歲了，由於受我的牽累，他沒有考大學，極左路線時期，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參加高考是不會被錄取的。但他通過自學完成了高等學業。

　　（一）自學成才

　　文革初期建一十三、四歲，正上初中，卻遭受到那麼多的傷害，以至踵骨粉碎。等他的腳基本恢復健康時，已經到了1973年，他也有20歲了，該工作了，街道分配他到一個小工廠當衝床工人。在工廠裡由於他愛學習，成為工廠裡業餘理論教員。1976年《四五》前後，他參加了天安門悼念周總理的活動，又被當成「反革命」逮捕，失蹤近一個月。打倒四人幫以後，北京市公安局給建一平反了，頒發給他一朵大紅花，終於還其本來面目——一個有理想、有作為的青年。

　　四人幫倒臺後，他在長安戲院當服務員時，在劇場門口總是一邊收票，一邊背英文單詞或古文，劇場領導認為他這樣影響工作，又將他調去燒鍋爐，他倒蠻喜歡，這樣他可以一個人利用空隙時間學習。我去鍋爐房看他時，見他一手拿火筷子捅火，一手還拿著《古文觀止》。就這樣他自學完業餘大學中文系。就憑著這個學歷和刻苦學來的知識，改革開放初期，他就迅速崛起，自辦民校。

　　回想起建一在爐火照耀下孜孜苦讀的神情，更深地理解了他是個多麼好的青年，他懂得「知識就是力量」，他的志氣、追求和頑強的自學精神和他幼年生活在大知識分子家庭有關係。

　　（二）黎錦熙對他的影響

　　1984年建一寫了一篇記念黎錦熙的文章，發表在同年《湖南文史資料》第五期上。他用充滿崇敬的心情，親切、細緻、準確而生動的文字，刻畫了著名學者黎錦熙的治學精神、風度品德和日常生活等。

　　《我的爺爺》

　　——記黎錦熙教授

　　我的爺爺黎錦熙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學者。他曾是晚清秀才，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他是高擎著白話文的旗幟，從封建故紙堆裡衝殺出來的猛士。他奠定了白話文語法的基礎。從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中國語言文字——白話文，有了自己的科學理論。

　　其實，黎錦熙是我的外公，但我從小就叫他「爺爺」，我們幾個外孫都叫他爺爺。我出生後三天就來到爺爺家，我就是在爺爺身邊長大的。後來，雖經「文革」之變，搬遷分住。但我的住處一直和爺爺家離得很近，來往很多，表面上雖然分兩處，實際上仍是一個家庭。後來爺爺搬到朝陽門內北小街四十六號，我也於一九七六年住到那裡，直到一九七八年爺爺與世長辭，可以說在我們第三輩人裡，我是受他老人家教益最多的一個。

　　從我出生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一九六六年，十四年中我和爺爺是朝夕相處的。那時我們住在西城區成方街35號一個大四合院內，我住南屋，北屋正中是作為客廳兼飯廳兩用的大堂屋；和堂屋相通的西廂房是外婆的臥房，東邊的廂房是爺爺的臥室。每天爺爺總是早晨6點就起來工作，吃過早飯接著工作到中午，午飯後小睡一會兒，又接著工作，下午有人來就會客，否則繼續工作。晚飯後，有時也要工作到夜裡十二點之後，那時全家都已經入睡了，只有爺爺的窗口還亮著燈光。

　　爺爺總是那樣有條不紊，工作的節奏就像一個時鐘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走著，從不停下來。那時我總是想：爺爺怎麼有那麼多的工作做不完呢？爺爺的這種幾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精神，的確是我少年時期的楷模，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的生活道路。

　　爺爺有很高的修養，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從未見過他動怒。他是有名的學者，但他不論在外、在家都沒有一點架子。平時在家總是穿著一件很舊的上衣和淺黑色條條的布褲子，雖然外婆給他做了新衣服，但他老人家似乎覺得穿舊衣服更隨便些，一般待客時也穿這一身。爺爺說話很和緩，很有風趣，從不強詞奪理，總是以理服人，真正體現了一位長者和學者的風度。記得我小時候，只要有什麼不懂的問題，就到爺爺辦公室裡去問他，他總是不厭其煩，隨問隨答。我總是先靜靜地站在他辦公桌的一旁，一直要等到他手邊的工作告一段落後，他才回過頭來，微笑著，和藹地讓我提問。那種慈祥親切的態度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我六七歲時，智力正處於啟蒙階段，碰到什麼都愛問個為什麼，往往一天到爺爺屋裡去五六趟。記得我曾請他回答：「電是一種油嗎？」「燈為什麼會亮？」「燈絲是不是黃金做的？」現在看來這些問題都太簡單、太幼稚了。可是爺爺總是從容不迫、耐心細緻地給我解答，及時地解決了我幼小心靈中的一個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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