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55)_鐘鴻

五五

　　本來，人人都有享受愛情的權利，可是一擔石溝的管教者及右派中的頭人毫無人性地將我和堯的感情腰斬了，差點我也被整死，那次無人性的批判也毀了我後來的幸福。使我再也不敢接受『同類』的感情，即使是很優秀的「摘帽右派」也被我拒絕，以至我後來的婚姻繼續遭到不幸。

　　1972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六年，在周總裡的左右周旋之下，終於出現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局面。劇團也開始考慮除樣板戲以外的節目了。先從簡易節目開始，市里選了曲藝團做試點，因此我被借調到曲藝團支援寫作。

　　我已經40歲了，當時僅有建一兒一人在身邊。強兒在1968年就和人大附中的同學去內蒙插隊去了,建一也18歲啦！將有自己的獨立生活。我想有新的愛情，很想再成立一個家，也想有一個女兒。京劇團的一位同事說有個文學編輯還是單身，他去問問，結果人家一聽是摘帽右派又有兩個孩子，就不考慮了。我感到太委屈了，原本是一塊無瑕的美玉，為什麼要給她蒙上灰塵？

　　我真成了一隻可憐的小貓。在文革中，劇團內紅五類有次開大會，橫掃牛鬼蛇神。當眾揭發了我一條新「罪行」：將我婉言拒絕一位老大哥感情的信，當眾讀批。信上有如下句子：「我是一隻可憐的小貓，遍體瘡疤，行人走過來想抱她回家，小貓往後退縮，不，不要弄髒你，行人只好搖了搖頭歎息地走開。生活對我是多麼不公平，正如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中所說：「幕布拉開了，人們要警惕啊！我是愛你們的，在我的墳頭如果不放上安琪兒，那是不公平的。」

　　母親的一位早年同事李鐵貞從美國回來了，他曾任過國民黨駐美大使，回國後政府給他個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他很喜歡我，向我母親提出來要我嫁給他。可我連考慮都未考慮，我怎能與母輩人成婚呢，與我的愛情理想相差太遠了。同事的愛人金紫光給我介紹了一位複職的老幹部，某部辦公廳主任。老金的女兒熱情地說：「鐘阿姨，他比我爸爸還高一級呢，九級高幹」可是這人年齡大、子女多，我怎麼可以去伺候人和受別人兒女的氣呢？見面都不必要了。老金又介紹了一個他的一位老戰友，搞音樂的。這人40多歲，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著名的評劇演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鬥自殺。他繼承了妻子的遺產，他向我炫耀地說：「我有兩萬元存款。」而我由衷地厭惡這種炫耀，當時就拒絕了他請吃飯的要求。我從來不圖官高，不圖金錢，只需要一個能理解、能尊重自己的真情伴侶，這樣的人在摘帽右派中並不缺乏，可自從在一擔石溝與同類的戀愛遭到無情的打擊後，再加上摘帽後這幾年自己和建一依然遭到歧視，所以再也不敢也不願為孩子找一個與自己同樣受歧視的繼父。也正因為這種被扭曲了的設想害了自己的後半生。

　　借調到曲藝團工作後，相識了同創作組的趙其昌，其妻去世一年。趙其昌個子不高，長像平平，比我大兩歲，寫曲藝唱段很有經驗，尤其熟悉北京的十三轍韻。他很熱情地幫助我這個不熟悉北京轍韻的湖南妹子。在與其他人合作時他也表現得很謙虛，從不計較個人名位。當我隨曲藝團大隊人馬一起到團河農場葡萄園幹活時，趙其昌用他那標準的北京話朗誦自編的鼓幹勁兒的詩歌，能感覺到他是有意向我顯示自己的才華。他朗誦的音色、音調很像舞臺演員，後來知道他確實是業餘話劇演員。有的人也向我介紹趙其昌對他原來的妻子好極了，傾家蕩產地給妻子治病……我逐漸對趙其昌產生好感：他是個自學成才的厚道人，又是純粹的工人階級出身。

　　趙其昌的先祖屬清朝鑲蘭旗，凡旗人在清朝都是吃俸祿的，到民國就不能白吃飯了，趙其昌的祖母給民國的大官當過廚師，趙其昌的父親當了鐵路工人，後來在南京鐵路工作，但沒有帶他去南京，把他過繼給獨居北平的寡嬸當兒子。他從小隨寡嬸過著貧民的生活，十幾歲就到日本統治下的兵工廠當工人。抗日勝利，國民黨來北平，他到了物資局當管庫工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被提拔為幹部。趙其昌只上到高中二年級就輟學，但他酷愛曲藝，本來就有些基礎，解放後上文化宮學唱學寫，又上夜大補習完大學的課程。他參加寫的歌頌北京十大建築的單弦段子，一舉成功，從而受到曲藝界和市領導的重視，曲藝團用一個18級科級行政幹部將他從房管局換到了劇團，從此他成了專業作家。

　　我對趙其昌刻苦學習，自學成才很是欣賞。我們自然地接近了，在勞動駐地的樹林裡散步；在燈下共同研究一段曲藝，趙其昌專為我編寫了一份詳細的十三轍韻律運用表。如此種種，都使我覺得趙其昌的條件還可以。但也發現了趙其昌的怪脾氣，在寫作中和別人意見不一致時，他不會用辯論來交換意見，而是急得打自己，然後就從辦公室跑了，同事們到處找他，可就是找不到，夜12點還沒見人影。看到這現象很奇怪。但過兩天趙其昌又表現得出奇地勤懇、認真、謙虛，又博得了同事們的尊重。我想莫非因為他失去妻子受了刺激？如果重建一個溫暖的家可能會好起來？我就懷著這樣善良的幻想，於1973年春和趙其昌結婚。

　　1974年春，天如人願地我生了個女孩，起名「春歌」，我每天親著小女兒，仿佛沉溺在春天的歌曲中，我有了新的幸福。

　　但趙其昌幾乎每天都要生事。起因多是創作中的問題。他和任何人合作表面上很謙虛，不計較名次，但他很敏感別人的一個眼神，一句話，一個語氣，他總覺得別人看不起他，但又不敢和別人爭論，事後就把氣撒在我身上，和我吵鬧。摔碗、摔杯子，成了家常便飯，摔得碎渣片蹦濺四處，不管是否會危及一旁的幼女。以前在我生活中從沒見過這種局面，非常後悔這次婚姻，我想他一定是有神經病。可趙其昌前妻的女兒說：「他沒有神經病，我媽活著的時候，他們也是天天打，我嚇得直往被窩裡躲。」我問趙其昌為什麼會這樣呢？他毫不諱言地說：「從小我天天都看到夫妻吵嘴，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過去平均每週要摔一個暖瓶，吵完就好，稿費來了就下館子，沒錢就吃清水白菜。」趙其昌把吵架當成家常便飯，這大概是他從小生活在貧民窟內深刻的烙印之一。他不懂得人情，和我浪漫的愛情觀天差地別。他是個業務至上者，和任何人談話，一張嘴就是他的曲藝。迷曲藝，使他曲藝事業有成；迷曲藝，使他不食人間煙火，不懂得關心別人，不懂得平常人的心理狀況、生活，不會與人溝通心靈。愛情是首音色豐富的交響樂，不是單調的念經，不和諧的音符怎麼也譜不成美好的歌。曾見過一個對「愛的定義」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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