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53)_鐘鴻

五三

　　半年後，已經是1969年了，建一的右腳跟粉碎性骨折經中醫治療逐步長好。按西醫的說法該鋸上鋼釘才結實，但聽別人說那樣腳腕就不靈活了，還是按中醫方法好。劇團裡一位武工演員鮑春來為我介紹了一個姓劉的按摩大夫，每天來家給建一按摩、並讓我天天用中草藥熬水為建一熏腳。為了大夫來往方便，我們從和平里搬到長安街上永安東裡的簡易樓房。

　　進單元門就是臥室，臥室無另門，直通廚房、廁所，洋灰地已經變成坑坑凹凹，我就住在這所破舊的小房子裡，邊上班邊為兒子治腳。這時我已經出了牛棚，劇團裡開始排演「樣板戲」了，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每天要到班上去「早請示、晚彙報」，還被派去為樣本戲做些雜話。我用僅有的87元工資為兒子治病並維持二人的生活，劇團的另一位編輯時佩璞來看我，他說：「哎呀！你們就天天吃胡蘿蔔，太清苦了吧？」但我沒有這個感覺，只要能和兒子天天一起，看著他能慢慢走路了，我已經很滿足了。時佩璞有時給我們送來一些魚肉，感激他的關心。但作為媽媽的我，不懂得如何調理孩子的飲食，他正在發育期間多麼需要營養。三十年後，建一因腦癌逝世，我回想往事時，總覺得過去苦了建一。

　　那次建一跳樓受傷，我也不懂得去為孩子檢查頭部是否被打傷，是否產生「腦震盪」了？後來每思及此，後悔莫及。

　　毛主席啊！「文化大革命」怎麼將這些生在紅旗下一直熱愛你的孩子誣衊為「狗崽子」？4歲的建一在托兒所禮堂裡，用他那稚嫩甜美的嗓子唱道：「和平鴿真能幹，會爬樹。爬樹做什麼？捉蟲子吃。和平鴿你又飛到哪裡去了？飛到天安門去見毛主席，飛到家裡，媽媽給了一個大蘋果，帶給天安門毛主席吃。」為什麼一個如此熱愛你，如此夢想得到你的紅寶書的孩子竟遭遇了如此殘酷的命運呢？

　　八、何罪之有？

　　文革期間，我的表弟姚監複，正在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工作，表弟也摻遭誣陷，被鬥得死去活來，打瞎了一隻眼睛。我的姨媽姨父則落個家破人亡。姨夫被轟回安徽農村，在批鬥中自殺。姨母則被她住處的街道辦事處叫來的紅衛兵活活打死。姨父是起義的國民黨中級軍官，姨媽是退休的小學教師。

　　我的小表妹姚蜀平在1986年寫的那篇《兒女祭》真實地記錄了姨媽慘死的狀況。

　　她寫道：「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門外地興居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院家屬宿舍裡，在那腥風血雨中，在毀滅性的抄家之後，在用帶釘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後，在殘忍地被砍斷喉嚨之後，我的66歲高齡的母親穿著一身被打爛的舊衣服，光著一雙青紫的腳。一生在貧兒教養院、小學、婦聯托兒所作教員的母親，活活地在一個晚上被打死在年輕的中學生——紅衛兵手下。被扔到安定門內第六醫院的停屍房。」

　　「星期一……正在批鬥大會的會場，忽然廣播裡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馬上回家。我預感到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故，我急匆匆地奔上了農機院宿舍北樓二樓，一個身穿舊的黃軍裝，左臂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中學生，坐在我家門口的小凳子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歲，驗明我的身份以後，他准許我進入自己的家門，還說：『你們挑吧！還有什麼要拿的，可以拿走。』我進屋一看，沒有一樣站立的家具，沒有一樣完好的東西，沒有一張沒有撕裂的紙片古畫和照片，沒有一件沒有打碎的瓷器，母親珍藏幾十年的翡翠結婚戒指、存摺……則統統地被抄走了。」

　　「突然進來一個似乎是重要人物的紅衛兵，這是個女的，也只有十幾歲，長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淩亂、淒慘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聯繫起來。這位可能是這場悲劇的前臺指揮的女紅衛兵正式向我們五兄妹宣佈：『賀定華（母親名）死了，現在在第六醫院，由你們去處理後事。姚劍鳴（我們父親）在後樓，儘快要他滾回老家農村去。』我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被證實了，淚水一下湧滿眼眶，我強忍住，不讓一滴淚流出來。

　　哥哥胸前掛著一個『反革命分子姚監複』大黑紙牌，旁邊還有兩個押送他的農機院紅衛兵監督，他還沒有失去冷靜，眼睛盯著那個女紅衛兵問道：『我母親賀定華是怎麼死的？』這個最簡單的問題似乎難住了那年輕而清秀的女孩，她輕聲地理不直氣不壯又裝著滿不在乎地說：『高血壓。』母親一生從來沒有高血壓，但誰敢開口呢？到了這個地步，勇氣、尊嚴、真理、正義、事實，一切的一切，都不復存在。哥哥多年後一直在後悔，當時沒有請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話『高血壓』和她的名字寫下來，作為去派出所報銷戶口的憑證，那麼今天可送巴金建議的終將建立的『文革博物館』保存。」

　　「當晚我們把父親從後樓扶回滿目瘡痍、空蕩、雜亂、悲涼的房間裡，撥開地上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爛的棕床板放在水泥地面上，用酒精分開血跡斑斑的粘連在父親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買來的紅藥水搽抹他背上深達一釐米的傷痕，似乎麻木的他不喊痛，而是反復不斷地追問：『你姆媽怎麼樣？』我們只好騙又不是騙他的告訴他：『在第六醫院……誰也不忍心告訴他真情。靜夜裡親耳聽到他清清楚楚地對我不斷地訴說的一句話：『我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這句話多少年來在我耳中震盪，因為它是那樣哀怨，那樣催人淚下。也許他想到的是1932年白色恐怖的國民黨首都南京冒著生命危險，讓共產黨的市委書記在家裡『打麻將』，在黑夜裡雇馬車穿憲兵司令部的軍裝將市委書記的夫人，被通緝的市委幹部章蘊送到下關輪船安全地逃出虎口；也許他想過把在黃埔軍校時有周恩來的講話稿藏在農村小閣樓裡，解放後交給黨組織……

　　也許他想過潛入敵營20年的廖運周同志，廖率領110師起義前，他曾協助廖工作……他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承認，紅衛兵小將不承認……」

　　「次日，哥哥繼續被勒令『監督檢查』，大姐準備送父親去武漢，只有作為小妹妹的我一個人，去醫院處理母親的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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