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46)_鐘鴻

四六

　　負責這次「改造「的是宣傳部講師團的那位在房山下放幹部勞動中任組長的王某。檢查至第四天，。王某把徐寶倫叫到五樓他的辦公桌前對徐說：「你的日記本今天帶來了嗎？」徐答：「沒有！」王某對他說：「那就把你的讀書筆記本拿來吧！」徐答：「沒有！」王某挖空心思地出了一招：「那就將你讀過的書拿來吧！」他想從眉批上找問題。哪知小徐更絕，他回答：「沒有！」這一連串的「沒有」，可真惹惱了王某，只見他甩著如雜草般的亂髮；瞪圓了他那狼一樣冒著凶光的眼睛；騰的一下從坐位上立起他那中粗的身軀；紅了一臉橫肉，對小徐一拍桌子：「你必須今天下午把你讀過的書全給我拿來！」，小徐無表情地無語地看著他。

　　這位王某在自個家裡咒駡他老媽是地主婆，對同在講師團朝夕相處的哥們兒更是相煎過急。怎麼這種人倒成了至高無上的共產黨的代言人呢？王對徐說：「打批判開始，你就對抗，什麼材料都不交，一年啦，你再不交，死路一條。」說完甩手而去，小徐木然地走出閱覽室。

　　時至中午，檢查者紛紛下樓入食堂，我是最後一個從五樓閱覽室出來的。我剛走下第四層樓梯，見徐寶倫從下面往上走，雙手來回轉著毛圍巾，已轉成一個圓筒。我問他：「小徐！怎麼不去吃飯！」他沒有理我，兩眼直不楞瞪的。

　　午後兩點，我們都回到自己檢查的座位，剛坐下，就聽見室外亂紛紛的聲音，王某也被叫了出去。於是有人借上廁所去探聽。不幸的消息很快傳來：「小徐自殺了！查汝強午後回書庫，怎麼也敲不開門，找到大樓管理員，管理員撬開了書庫的門，只見小徐用圍巾套上脖子，掛在兩個書架間。」一陣驚悸掠過了每個檢查者的肺腑，面容也頓時聞之失色。我回想在樓梯上遇見他的木然之態，那時他可能什麼也看不見了，什麼也聽不到了，除了黃泉路上一片昏黑，就是那一聲高似一聲的「死路一條！」「死路一條！」

　　王某立即召集我們開會，他聲音毫無顫慄地冷酷地對我們宣佈：「徐寶倫頑固不化，至死與人民完敵，地球少了他照樣轉動，這次你們先檢查到這裡吧，明天回改造基地去。」

　　這位王某沒有活到現在，再也聽不到他的懺悔了。假如他活著，也不會懺悔，因為如他那樣的人現在絕大多數都沒有懺悔，只是把責任推到錯誤路線。其實，在任何錯誤路線下，也有良心好的人，市委高校黨委內部，在宋碩的領導下，就沒有劃任何人為右派。

　　剛硬的小徐，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就消失了，北京沒有親屬，連女朋友也還沒有，沒有人向他的遺體告別，他成了京都的孤魂野鬼。1978年全國改正右派時，也沒有人給他補開追悼會，一顆晶亮的小星就這樣被隕落了。

　　我曾到海澱區冷泉公社勞動過，在那裡又認識許多大學生「右派」，有位名顧根濤的男孩，1958年，20歲左右在北大學習時，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年輕的他心比天高，哪忍受得了「莫須有」的罪名，跑到天安門城樓上往下跳，偏偏命運之神托住了他，沒死成。後來他是牡丹電視機廠的優秀工程師。如果小徐活著，在改革開放中肯定是個有用的人才。

　　七、希望的破滅

　　1959年9月28日，難忘的一天，羞恥的一天，痛苦的一天。

　　機關黨委張書記乘小吉普來到了一擔石溝，宣佈第一批摘右派帽子的名單。在灸熱的秋陽下，我們排隊等候宣判。我心跳得好急啊！好熱啊！脫了罩褂，又脫了毛衣，臉仍然燙得像團火。下放幹部吳群在指揮我們唱歌，可是我一句也唱不下去，眼睛總離不開進場的拐角處，命運之神就要在那裡出現。一點四十分了，一點五十分了，還差五分鐘就兩點了，到了，到了，來了……報告開始了……怎麼還不宣佈呢？我低著頭絞著手絹，壓著心頭的希望。不要希望，不要希望，否則失望會更痛苦。不夠？真的不夠嗎？最近遭受無辜地批判，自己也沒有滿足批判者願望，硬頂！但我是真正的一心一意地在改造啊！勞動出色，豬、雞養得茁壯……我仍在希望、幻想……開始宣佈了：一個名字接著一個名字，總想著下一個該是我了，可是，結束了。念完了，沒有，沒有。一刹那，腦子是空白和麻木。為什麼？與被宣佈摘帽子的每一個人相比一點不差？散會了，對我進行誣衊性批判的兩位頭人倒是先摘帽了。白祖誠的勞動和人品比他強多了，為什麼不在摘帽中？難道就因為他戴帽後，仍在寫材料為自己辯護？我不向任何人道喜，也不願再停留會場，我怕淚珠滾下來。匆匆地返回雞場。黃昏了，我站在柵欄旁看雞群在圈內安靜地啄食，它們比我快樂，無憂無慮。

　　10月3日：我進城購買科學養雞的書，還沒跨上汽車，心情就開始沮喪，愈來愈沉重。上次回家，繼父就傳達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近日要摘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家人也許都在想這次可能有我，本來可得到的歡樂又成泡影。「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複然。」不公的處理幾乎使我失去改造的信心。

　　10月6日：去看楊述部長，我談了批判我和堯的關係，以致影響了我這次摘帽，但為什麼要批判？那不是違反人情、人性嗎？楊述又為我解決思想問題：「改造期間談個人生活問題，至少說明你沒有全心全意接受改造，批判你，對抗情緒那麼大，當然這次不會摘帽的，繼續好好鍛煉，不要灰心，不要辜負黨的希望。」他親切和藹的態度又鼓起我繼續改造的勇氣。

　　摘掉右派帽子的人陸續被調走，頭人薛某被調到某農場當了個小幹部，算是回到人民中去了，文化大革命時，在前門大柵欄街上我遇見他，他說農場裡的造反派又在鬥他，批他是老右加新走資派，他說：「他們有什麼資格鬥爭我，我是解放區兒童團出身的。」不久就聽說他自殺了。

　　沒摘帽子的右派仍然回一擔石溝，一路上我看著兩邊巍峨的高山，心情逐漸開闊，我愛祖國的大自然，我愛北京沉澱著濃厚文化的古建築。不論我走到哪裡，祖國啊！你都以你無比的瑰麗展示給我。我仍然帶著一顆純潔的對生活充滿希望的心勞動、等待。每天我帶著白色的美國品種來亨雞群到山上跑步，雞公、雞婆、雞崽又跳又叫地隨著我的哨音奔跑，這樣倒很開心。我將同類在山上勞動時打死的菜蛇要過來，撕掉蛇皮，煮熟，剁碎和在雞食裡，給雞增加蛋白質。我參照養雞書上提供的促使雞多下蛋的方法搞起試驗：每天下午兩點左右，將雞轟進雞舍，將窗子關閉，遮上報紙，使雞房進入黑夜狀態，四點左右打開電燈，雞群以為又一個白天來臨，公雞開始打鳴，母雞開始下蛋。開始我很高興試驗成功，但第二天再實驗時，我看見一隻母雞一邊走，一邊下蛋，是個軟皮蛋。我覺得這實驗幹不得了，簡直和我在豆各莊夜戰一樣，只顧躍進，不顧自然規律，反而不出成績。唉！我也未逃脫那種違反自然規律的思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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