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45)_鐘鴻

四五

　　煙霧騰騰的辦公室裡有管理處王主任、石副主任，有右派頭人薛某、李某等幾人，他們板著臉圍著一張小會議桌坐著。看來氣氛不對，我就站在門口等待他們的發話。王主任指著會議桌前，單擺浮擱的一張椅子對我說：「你坐下來！」　我剛坐下，副主任繃著臉、命令地指著我說：「你老實地交代你的男女關係問題。」我反問道：「我有什麼男女關係問題？」頭人李某說：「不要裝蒜，你自己明白？」我說：「我不明白。」薛某說：「你怎麼不明白，你和任堯都幹了什麼壞事？」哦！原來是問我和堯的事？這也算問題嗎？我坦率地說：「我們什麼壞事都沒幹，忙於勞動，連說話的時間都沒有。」但批判者不講道理，而是你一句、他一句地：「你不老實」「你們臭味相投，對抗改造！」「你必須徹底交代！」

　　怎麼又無事生非，我非常困惑。不僅如此，竟追究起我在大學時交過多少男朋友？真是荒誕無聊，大學時代我在全校年齡最小，十六歲左右，同學們都把我當小妹妹看，雖然也有人對我好，但感情純潔。而且我心中早已有聖潔的愛情，那是遠在上海商船學校的高才生張守誠。頭頭們一連幾天窮追不捨，還拋出在中國人聽來最下流、最肮髒、作踐女性的話。我感到這是比反右批判還難過的關，那是政治批判，是幾十萬人都遭誣陷的運動，而現在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誣衊我道德敗壞，企圖徹底毀滅我。其實只有自己心理肮髒的人才會以己之心量他人之心。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是滿肚子男盜女娼，滿嘴的臭氣，他們總想將自己的污濁噴上別人聖潔的靈魂，以掩藏他們的肮髒。我遇到了這股邪氣，遭到了無人性地侮辱與損害！

　　「遭惡辱兮當告誰？」我躲在被窩裡哭，喂豬時背著臉哭。就在這次人格又遭侮辱的第四天，我為小豬崽去挑井水，低著頭將水桶放在水井裡時，水紋皺裂了。我的臉變形了，他們就是這樣地扭曲我啊！「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我閉上含淚的雙眼，想一頭栽進井裡，這樣一切都結束了。兇狠、鄙視、邪惡的眼光，賤民的身份，屈辱的淌血的心……一切的一切不都結束了嗎？就在我要跨進地獄門檻的刹那，我聽見親人的呼喚：

　　媽媽慈祥的聲音：「江靜！挑水記著帶上我給你縫的棉墊肩……」

　　父親平靜地對我說：「江靜你是個好孩子。」

　　兒子小強、小鴻稚嫩的哀求：「媽媽！回來吧，我們想你！」

　　我猛然一驚：「啊！我不能往下跳呀！」親人需要我！我忙定了定神，兩桶水馬上就灌滿、提了上來。我想：「我為什麼要死？我愛生活，我愛祖國，我愛善良的人民，我愛我的親人。他們也都愛我，我不能讓愛我的人更痛苦。1947年我為什麼那樣熱烈地參加了學運，因為我愛即將到來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的新中國。1950年號召抗美援朝時，我還豪不猶豫地報名要去前線，去保衛新中國。

　　我沒有錯誤，如果我自盡了，那些被獸性吃掉人性的傢伙就會對著他們的犧牲品狂吼又狂笑：「她是個生活糜爛、死不悔改自絕於人民的右派分子。」以此來掩蓋他們的罪惡，以此來顯示他們是「革命者」，是「正人君子」，啊！我決不能給他們這種機會。

　　如果我自盡了，誰來為我洗清誣衊？我的親人將背上更沉重的政治包袱；承受感情、思念的長久折磨。不！我要活下去，要堅強地活下去，對抗的情緒油然而生，精神陡然振作，桀犬吠堯，管它呢！我挺起腰，挑起雙桶，一步步爬坡回到我工作的豬圈。豬也是獸類，可比具有獸性的「人」善良多了。那些傢伙以後也沒有再來找我的麻煩，直到30多年後，我才鬧清當時突然整我的真相。

　　1997年夏季，偶然遇見當年同時在一擔石溝勞動的「右派」漫畫家李濱聲，談起往事，才知道那次批判我的起因是有個低級趣味的「人」在山坡上拾到一隻避孕套，如獲至寶，馬上向管理者彙報，於是成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逆不道的事。管理者和頭人們胡亂猜想，認為我既和堯相好，就懷疑是我們，於是就出現了那侮辱人格、置人死地的批判。但最後調查出遺棄避孕套的是某報社來此改造的一對男女「右派」，於是將女的調到另一個勞動基地；男的則不堪淩辱在批判中上吊自盡。具有獸性心理者最善憑猜想、亂咬人，以後找到新的目標，也不向我說一聲道歉，當然在那毫無法制的時代，起碼的人性都被掃蕩，野獸橫行，它們怎麼會向被其殘害的羔羊道歉呢？幸虧我經過一番冷靜的思索後，理智地不理采他們那一陣鬼嘯狼嚎，我是光明正大的人，我自然要堅強地活著，為祖國為人民為親人為自己的未來奮鬥。

　　唉！一擔石溝啊！你山好，水好，老鄉好；來這裡改造的所謂右派，大多數是誠心誠意的，在老鄉的技術指導下將你修理得繪製得更美。可偏有人製造了污濁的氣氛，玷污了你，羞辱了你。一擔石溝哦！本來你是以清泉美景迎接來勞動的知識分子，沒想到被殘酷的階級鬥爭利用來作為戕害知識分子人性的基地。逐漸我再聽不見清泉歡樂的歌唱，只聞它夜夜嗚咽地哭泣。

　　文藝復興送走了歐洲中世紀的黑暗與野蠻，為什麼中國的《五四》啟蒙運動送不走中國的黑暗與野蠻？『路漫漫其修遠兮……』

　　六、徐寶倫之死

　　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曾經出現的被殺死、打死、逼死的堅持真理的布魯諾，何其多也，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是典型的代表。

　　親眼目睹的是我們市委宣傳部裡的徐寶倫被逼自殺了。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宣傳部劃了三個右派，其中之一就是23歲的徐寶倫。他是馬列主義理論講師團裡年輕的講師，東北人，原是河北高中團支部書記、優秀生，解放初期調到了市委宣傳部，人很聰明，馬列主義理論講得頭頭是道，像個愛表現的大男孩。反右中有人揭發他曾經贊成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從而他也被揪出來，定為右派批鬥。

　　1959年冬，右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被叫回市委機關作思想檢查。

　　被批為右傾機會主義的查汝強，與徐寶倫同在辦公樓的第六層書庫裡反省，我與市委其他幾位右派，在第五層圖書閱覽室寫思想檢查，要求我們交代「錯誤思想的『一閃念』」和勞動改造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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