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38)_鐘鴻

三八

　　十一、無法律依據的宣判

　　批判告一段落時，已經是1957年冬天了，社會上的批判也進入低潮，不是浪潮逝去，而是進入處理右派的階段。我和同單位的右派梁湘漢被臨時安排在市委圖書館整理書籍，等待處理。我部還有一位右派徐寶倫因堅持不認罪，還在批判中。

　　逐步從報紙上或自己家庭或其他右派的傳言中聽說黨對右派要寬大處理：右派雖然是敵我矛盾，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並根據言論輕重、態度好壞分成六類下放勞動，改造好了，可摘帽子。這時我還乞求什麼呢？只乞求處理能輕一些；企望早一天回到人民中來，重新像正常人一樣工作、生活，而不是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憐啊！北師大的學生，熱情的地下共產黨員，解放後年輕的革命幹部，就因為天真地給黨提意見，落到乞丐的地步。我這個乞丐的幻想：「當我也有了自由，像樹葉那樣，當我自由地在無垠的知識中探索尋求，不會因貪享安逸半途停留。」（美國詩人羅·弗羅斯特）

　　我多想早日恢復自由，繼續在黨指引下奔前程呀！

　　春天不管人間的變化，依舊花枝招展地來到，已經有不少人的頭頂被扣上看不見，但卻重如泰山的右派帽子，這樣的時刻也光臨我了。

　　1958年5月28日上午10點半，我被通知到支書辦公室。窗臺上有毛主席的石膏像，書桌上放著一摞文件，上面那個紅頭文件大概就是處理右派的根據。支書說：「你坐下吧！」他指著放在門口的沙發說。我想這就屬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一個現象吧。接著支書平和地說：「關於你的處理結果，機關黨委已經批下來了，按第六類右派分子處理，開除黨籍，不降級。這對你已經是很寬大了，希望你今後到勞動中認真改造，重新做人。下周開會宣佈，宣佈後就先參加十三陵水庫的修建工程，你做好思想準備。」我聽他這麼一說，心裡湧出無限感激之情，這大概就是性格被扭曲的開始。我表態道：「一定不辜負党的寬大處理，好好改造，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是狂風暴雨把我打暈了？好可憐哦，是誰扭曲了我的心靈？還是一種對命運無可奈何地屈服？還是對党的信任？如此複雜的心態，豈我一人？全國劃了55萬右派分子，當然也有不少烈性的右派男女以自殺表憤慨。

　　十二、家破子散

　　中午回到宿舍，這天不是星期六，孩子們自然都還在幼兒園，只有老查在家。我們的家也就是單位宿舍的一間普通房子，一張雙人床，一張書桌，兩把木椅，沒有衛生間和廚房，50年代一般幹部也就住這樣的宿舍，家具也都是公家的，吃飯也全在食堂。老查躺在床上，雙手交叉枕著頭頸、睜著眼睛，仿佛在凝思。他看我進來坐起來問道：「吃飯了嗎？」他是處長，吃中灶，我是幹事在大灶食堂吃飯，彼此不可能在吃飯時見面。我說：「吃過了，支部找我談話了。」於是向他說了支書宣佈的決定。老查說：「我知道了。」短暫的沉默後，老查冷靜地提問：「咱們今後怎麼辦？」我知道他想提出什麼？反問道：「什麼怎麼辦？」老查說：「你成了右派，讓我怎麼和別人說？怎麼向於光遠說？」於光遠是理論界的一位權威，是老查立身理論界的依靠。我幾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離婚吧！」既然將我看作臭狗屎，我又何必貼著人家呢？

　　在反右前半年，我和老查的關係雖有恢復，但這次可非同一般，我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老查難道應陪著挨駡嗎？難道還不借此下決心嗎？我的擔心成了現實，老查已是那麼赤裸裸地說出來了，我成了他前程的拌腳石，使他無臉見朋友了。老查的話如一束寒風殺進我的心田。雖然我已落到這個地步，但內心仍然是很高傲的。我從來就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座右銘：「不做月亮，要做太陽。不靠別人的光來照亮，要靠自己發光。」如果現在自己不能發光，那就隱蔽吧。在政治上向黨投降不可恥，在感情上就決不能乞求別人。就這樣，我住回母親家。過了三天，1958年6月1日，老查和我互不言語地走向街道辦事處。於是就出現了開篇所述的離婚場面。

　　北京的初夏，風和日麗，綠柳飄拂，絨花紅豔。8年前我們散步在太廟後河沿，第一次敞開愛的心扉時，也是此景，如今景是情非，難道這就是人間情感變化的規律？不！只能說，我們沒有『真愛』。當年他愛我年青貌美，我愛他是有文化的年輕的老革命，感情缺乏根基，是牆頭草。

　　我們分手了。住房、家什都留給了老查。

　　雖然我這樣地不懂得爭取自己的利益，但別人以不善待於我。當時他會因為我自動地平分了抽屜裡的八百元錢來電話責怪我，我也真為他的小氣和不顧常理的態度生氣了,反責問他幾句後掛斷了電話。還暗罵自己：「真叫瞎了眼睛，當時怎麼會捨棄明珠而拾魚目？」從此我淡忘了老查。

　　生活來了個徹底的顛倒，不是我辜負了生活，而是生活欺騙了我。我想起了在學校裡最愛讀的普希金的詩歌：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陰鬱的日子需要鎮靜，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將來臨。
　　心永憧憬著未來，
　　現在卻常是陰沉。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
　　而那過去的就會變成親切的懷戀。

　　十三、人間仍有真情在

　　在單位裡我和楚霸王一樣鬧了個四面楚歌，楚霸王是戰略戰術的失敗，我呢？一個小兵被稀裡糊塗的逼至烏江毫無退路，真是不幸。孤零零地回到家中，看到了從東北來京度假的姐姐，姐姐知道我的情況後說：「你這樣，我今後填表怎麼寫？」是啊！在她的社會關係中出現了「右派」字眼，是可能影響她的前途啊！但人間的真情還是有的。母親沒有責怪我，依然為我做紅燒肉；兒子小強、建一還是那樣親切地貼在我身旁。從南方轉業到北京鐵道學院（後改名北方交通大學）任副院長的父親來看我了。那是個禮拜天，我因感冒，上午九點多還躺在床上，見父親走進了我住的西房，我即要起身，他說：「別起，休息吧！」他在我床邊的椅子上坐下，用他那溫厚的手撫摩著我的頭，同時說：「你是個好孩子。」那撫摩一下子牽回童年得到過的父愛，那一句信任的話引出我委屈的眼淚，父親拿過床頭的毛巾為我擦淚，他說：「別哭！注意身體，我還有事呆不住。」他站起身，拿出一張拾元的鈔票放在我的枕邊。我沒有挽留他，我想他可能是藉口辦別的事，抽空來看我一下。短短相會留下的溫暖，已夠了，那已是寒夜中一根不滅的火柴。

　　1959年，我被定性下放勞動到農村，有天，忽接母親電話：「有朋自遠方來，你能抽空回趟家嗎？」我將工休倒了一下，立即趕回家。一路上想：是守誠嗎？跨進院門，透過北屋的門窗玻璃已看見守誠身著海軍軍官制服的高大身影。他正在向門外凝望。我怎麼對他說呢？在我腳步猶疑的刹那，母親推開門喊我：「快進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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