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37)_鐘鴻

三七

　　他在為我1995年出版的詩集《夢未了》寫的序言中也提到《冬小麥之歌》，他寫道：「反右一開始，一些報刊批判她的詩來了，就是那首《冬小麥之歌》：野菊花謝了/我們生長起來了/冰雪封蓋著大地/我們孕育著豐收。就這麼四句，到了那個難忘的五七年，竟然被認為思想有問題而批了一通，這種荒唐使我永志不忘，我一直覺得憋氣，於是把它用在我的小說《布禮》裡邊。」

　　在《布禮》小說中他寫了這樣一段與「灰色朋友」的對話：「是的，我們傻過，很可能我們的愛戴當中包含著癡呆，我們的忠誠裡也還有盲目，我們的信任過於天真，我們的追求不切實際，我們的熱情裡帶有虛妄，我們的崇敬裡埋下了被愚弄的種子，我們的事業比我們所曾經知道的要艱難、麻煩得多。然而，畢竟我們還有愛戴、有忠誠、有信任、有追求、有熱情、有崇敬也有事業，過去有過，今後，去掉了孩子氣，也仍然會留下更堅實更成熟的內核。而當我們的愛，我們的信任和忠誠被蹂躪了的時候，我們還有憤怒，有痛苦，更有永遠也扼殺不了的希望。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心靈曾經是光明的而且今後會更加光明。但是你呢？灰色的朋友，你有什麼呢？你做過什麼呢？你能做什麼呢？除了零，你又能算什麼呢？」

　　我從來只從小說中看到「嚇得冷汗直流」的字眼，可就在挨鬥的那些天，我竟然體驗了這種感覺。一天，在狂吼包圍我時，頓覺腋下有冰涼的水滴流下，可再一看鬥志昂揚的同志（在我心中還習慣地稱呼同志，其實別人已不這樣叫我了。）個個興奮得熱汗刷刷，臉紅脖子粗，可不，時已盛夏。

　　八、只有她給了我一朵玉蘭花

　　批鬥會後，無人理睬我，回到辦公室一人坐在窗前椅子上發愣時，副處長江雪進來，對我說：「吃午飯去吧！」隨後從她身上摘下一朵白蘭花遞給我，一股酸楚湧上我心頭，不知是感激還是委屈。在鬥爭會上，當批判我也同意社會上那些「誣衊」有的革命老幹部腐化墮落的「右派」言論時，我為了辯解自己的觀點是有根據的，將江雪曾經在聊天時無意說出江青當年在延安如何勾引毛主席的往事，我就以此言為證。哪知話剛出口，馬上被同志們壓了下去，他們認為這是擴散對領袖的誣衊。如今回想起來，我當時這樣辯白，真是不知輕重，也傷害了江雪同志。如果是文化大革命中我這樣辯解，我的腦袋就會被砸得稀巴爛。看來「反右」的殘酷性與以後的「文化大革命」的殘酷性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了。江雪同志為人多富有愛心、多麼寬厚。當時她將白蘭花給我後也不再說什麼就下樓吃飯去了。我仍然坐在窗前，低頭聞著白蘭花的清香，抬眼看見窗臺上那盆依然蓬蓬勃勃開放的「死不了」，它們的花瓣雖是那麼單薄，卻呈現五顏六色，蔥綠的枝葉長出盆外。我給它們添了水，理了理自己的頭髮和衣服，把白蘭花別在衣襟上。江雪說得對，我應該吃飯去，我應該堅強，於是我目不斜視地走向食堂。

　　九、他的臉鐵青

　　在食堂，我旁若無人地吃飯，可回到家中看到老查鐵青的臉，我嗚嗚地哭了。老查沒有安慰我，只說你好好想想大家的批判吧？他很苦惱，他瞭解我不是有意反黨，但太幼稚、水平太低了，他知道他不能為我辯護。1955年我被牽扯到反胡風運動中，已經使他很難堪了，夫妻感情初現裂痕。1956春，我恢復工作後，家庭逐步得到修復。那知如今我在政治上又落到這個地步？老查對反右運動也感到突然，在他內心也有許多疑團，但他不會像我那麼幼稚，在批鬥我的會上，他人云亦云，這是能理解的。但他私下裡對我的冷談也與日俱增，這不僅因為單位對我的批鬥聲勢愈來愈大，而且他在困惑中感情轉向新的寄託。

　　十、強逼成「伏雁」

　　不認罪，就繼續深挖思想。

　　我的系列小詩：《冬天的小溪流》、《小杉樹》《玫瑰與松樹》等，被批為反動詩篇。這時也不讓我再辯解了。這次不像反胡風運動時，只是把我當成嫌疑犯，而現在是變成正正規規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了。其性質已越來越明確，右派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不是停職檢查能解決的，而是要被徹底地趕出革命隊伍。又是想不通啊！想不通！毛主席不是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我應該是無罪的呀！而且是響應黨的號召在黨內的小組會上好心好意地給黨提意見，怎麼就變成了罪人？《引蛇出洞》，難道我也是被引出的蛇嗎？真是將我醜化的漫畫中那條咬黨的毒蛇嗎？那我自參加學運以來為革命工作的熱情又如何解釋呢？就說是小資產階級狂熱，那也是不違背革命的利益呀！

　　在一個多月的鬥爭會上，我針鋒相對地辯論了『肅反擴大化的』『領導幹部中有腐化現象』『農民生活苦』『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教授治校』『同人刊物』『每次運動定揪出百分之五不是實事求是的』『冬小麥之歌』等問題。我為自己辯護；我為中國知識分子自五四以來追求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而辯護；我為千萬如我一樣的追求真理、熱愛祖國的赤子辯護；但我失敗了，我寡不抵眾，我的辯白被淹沒在惡言惡語的黑色的海洋裡；我被批得暈頭轉向，冷汗淋淋。

　　有苦向誰去訴呢？丈夫早已成為路人，母親早已掉入「八卦陣」不知所措，又能說什麼呢？在反胡風運動後期，楊述部長不是看了我的日記後說我不是反革命嗎？怎麼事隔不到一年我又是反革命了呢？我大膽地找楊部長談話。楊部長倒是和藹可親地為我解決思想問題。楊述說：「這是一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生死決鬥，你站到了資產階級右派一邊，所以是立場問題，不是認識問題了，你趕快向無產階級投降吧，向無產階級投降不可恥。」我問：「那以後我還能發表詩嗎？」他說：「你改個名字，叫伏雁。」有了部長的這番開導，我似乎明白一些了，認命吧！因為面對的不是敵人，正是我為之獻身的比母親還要親的黨啊！

　　「花兒為愛情而亡」（西班牙洛爾伽詩句）

　　我為母親埋葬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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