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36)_鐘鴻

三六

　　六、遭遇逆轉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登出《這是為什麼？》等一系列反擊右派的社論後，公開點出章伯鈞和羅隆基是《文匯報》的後臺，章羅聯盟是右派的總頭目，他們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進一步佈置反右運動。《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把反右運動推向高潮。文中說：「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做了指示：「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

　　在大張旗鼓地批判章羅聯盟的同時，在各大學內萬箭齊發地批判葛佩琦、林希翎、譚天榮等是一批「蓄意翻天」的極右分子。文藝界也是首當其衝的批判靶的。

　　被劃為右派的從「章羅聯盟」起，著名的民主黨派成員儲安平、費孝通、錢偉長、許德珩、龍雲等29名，加上「章羅聯盟」在各地的骨幹分子共89名。中共內省、部級以上的如浙江省省長、全國人大委員沙文漢，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等9名，文學界有著名作家丁玲、馮雪峰、蕭乾、傅雷以及青年作家王蒙等45名，新聞界著名主編、記者浦熙修、戈揚等11名，美術界有劉海粟等名畫家7名，音樂界《何日君再來》作曲家劉雪庵、《茶花女》主演張權，社會科學界有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為首陶孟和的陶大鏞、潘光旦、吳文藻（社會學家、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著名作家冰心的丈夫）等13人，教育界最多。以教育部副部長林漢達為首的知名學者、教授逾百名，自然科學界以清華大學副校長、高教部副部長曾昭倫力學家錢偉長為首的專家4名。此外還有工商界著名人士及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中國大陸委員董守義。這場驚天動地的反右鬥爭，像一陣狂飆幾個月就在全國知識分子中揪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受牽累的家屬親友難以計數。（以上參考葉永烈著《反右派始末》751至762頁829頁）

　　天啦！我一下子懵了，「不是響應黨的號召給黨提意見嗎？」難道又錯了？

　　文聯會上那些熱情的發言者，首先被當成右派分子揪出來的，不僅是施白蕪，年輕的作家劉紹棠、葛翠玲也都被揪出來，而且曾平再不派我去文聯參加反右運動了，我又到了「弄不通」的時候了，下意識地接受1955年的教訓，命令自己快轉彎吧！於是跟著批判章、羅，而且寫詩表態。

　　但是，晚了，晚了，回頭無岸。

　　七、回頭無岸

　　隨著運動縱橫深入發展，各機關的反右運動也開始了。市委也不例外。這坐貼著白色瓷磚、位於市中心的雄偉獨特的大樓裡，雖然裝滿的是清一色的中共黨員，也必須從中挖出百分之五左右的右派。

　　8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樣帶著坦然的心情，穿著一件白底小紅花的連衣裙，背著一個黑色的小書包輕快地走上大樓的高臺階，跨進大門。啊！大廳突然變了樣。滿牆大字報，圍看的人一層又一層，我帶著好奇的心情看去，老遠就能看清那醒目的標題：『請看鐘鴻的嘴臉！』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疾霆不暇掩目」。大字報上列舉了我在黨小組會上的發言，但走了樣，說我攻擊肅反運動擴大化，主張資產階級專政，和章、羅聯盟一個鼻孔出氣等。還配了漫畫，正好是現在穿的這件連衣裙，可形象十分醜化。真弄不懂這究竟是為什麼？誰能解釋一下？看周圍，人們投來奇異的審視目光。我一轉臉就上了四樓辦公室，同部的人差不多都到了，但誰也沒有和我打招呼，我也沒敢冒昧地和他們搭話，萬一碰個冷釘子更下不來台。我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思索，腦子亂得很，我成了市委機關第一個被揪出的右派，一霎時被千夫所指，萬人痛駡，我的臉往哪藏啊！誰能幫我呢？一下子像掉進無邊無際的大海裡，無處抓撓。應該說最親近的人是丈夫，可是老查已經越來越和我疏遠，我住在母親家，也接不到他的電話，在單位碰到他，其表情冷若冰霜。正在我心亂如麻、恐慌忐忑之時，某支部委員到辦公室門口，通知大家到會議室開會，我也隨之起身，某說：「等會兒叫你。」轟！又是一個炸彈在腦海中開了花，這是一個不祥信號。果然，不到半小時，某又來了，他說：「鐘鴻你也開會去吧。」

　　支部會是專門針對我在文藝處處內小會上對黨提的一些意見。最奇怪的竟然將我在〈北京文藝〉上發表的小詩《冬小麥之歌》也批成是反黨的。

　　在1957年那個不平常的8月，宣傳部全體五十餘人，日復一日，一次一次地開會批鬥我，上午開完，下午開，天天開，還開了一次全機關幾百人的聲勢浩大的批鬥大會。大字報有增無減，逐個問題掰開揉碎地批，並讓我交代反黨思想。來勢比1955年猛多了。1955年我是陪綁，這次我成了主要目標。已經不存在勸我轉彎的問題，只有批鬥；而我只有站起來對一個一個問題檢討的權利，但我卻一個勁地辯白。我越辯，批鬥的火力就更猛。批判集中在《冬小麥之歌》和肅反問題上。硬說我攻擊肅反運動。我一再解釋，自己並沒有在市文聯會議上表態，只是在黨內小組會上彙報情況和提出幫黨如何總結經驗改進作法的建議。我辯解道：「關於肅反運動我說的是要先調查清楚，如果真是反革命，再開鬥爭會，這樣可以避免錯誤，少傷害同志感情。這樣也符合毛主席的凡事應先調查研究的教導嘛！」

　　沒想到我的解釋只能招來更高的斥責聲音和更可怕的批判言辭。批判中最賣力的仍然是那位在反胡風運動中就自以為是的頭號「借風者」。他批判道：「1955年的肅反運動是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必須發動群眾，鬥爭會就是發動群眾的最好的辦法，你否定了鬥爭會，就是否定肅反，否定肅反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反革命！」好一個荒唐的『邏輯』推理，一下子就把我推下了反革命的深淵，只覺得眼前「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幾乎要暈倒。這位頭號「借風者」，雖然借風上了青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卻從雲端上摔了下來。

　　會上對《冬小麥之歌》的批判，更是讓我難以接受。批判者根本不聽我的任何解釋，居然從中挖出那麼多的「反動思想」：什麼「有意把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說成是冰雪覆蓋著大地」什麼「你究竟在孕育著什麼豐收？不是反革命的豐收又是什麼？」這些出於惡意的推論和牽強附會的批判，如山傾倒、如海咆哮。我不能接受這些強加在我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我越不認罪，對我的批判就越升級。竟然將這幾句詩印在反右戰報上發至全北京市委系統，擴大批判。

　　那時青年作家王蒙在東城區委工作，自然是看到了，粉碎四人幫、右派得以改正後，他第一篇反映反右題材的短篇小說《布禮》中，所描寫的那位姓鐘的右派（改為男性）就因為這首小詩而打入了右派行列。他為我，為所有被錯劃的右派分子伸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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