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35)_鐘鴻

三五

　　五月的一天，我隨查汝強和他的老友乘單位小汽車去了北大、人大等大學。只見滿牆大字報，還有海德公園似的自由論壇。每篇大字報，每個講演都舉起民主、法制的旗幟，尤其是人民大學法律系女大學生林希翎的講演，對封建社會留給新中國的專制、等級、腐化等各種殘餘毒素進行毫不留情的清算。這一趟走馬觀花，使我很興奮，真希望新中國能通過此次整風，將幾千年遺留下的陳舊垃圾滌蕩乾淨。

　　在返回的路上，老查和他的兩位老友高談闊論。他們談論著思想界各種動態，他們不搭理我，我插不上嘴。他的這兩位老友在地下鬥爭中，一個是他的上級，一個是他的下級，此時的地位一個比查高，一個是同級，都是意氣風發的年輕的知識型的中層領導幹部，他們哪會把我一個普通的黨員放在眼裡，年紀又小又不是搞政治或哲學的。可是我從來認為自己是有獨立見解的人，因此忍不住地說：「人民大學的那個女學生林希翎的講演太好了，她說得對，中國還沒有真正實現民主。」老查瞪了我一眼說：「不要瞎說。」我反駁道：「怎麼是瞎說？每次選人民代表，都是內定好了，只要群眾畫圈圈……」查打斷我的話說：「領導推薦是有人民性的。」我不服地反駁道：「可人民不認識他們，再有她說的肅反擴大化也是事實呀！」老查說：「你呀！水平太低了。」一句話嚴重地傷害了我的自尊心。還想和查辯論，可老查連看都不看我一眼，只顧和老友說話。我感到委屈也很不服氣，但也只得暫時沉默。現在看來老查也沒有說錯，我當時是『水平』太低了。所謂『水平』，在政治中就是要善於識風向，也就是所謂的『識時務者為俊傑』，當時我哪懂這個，就是掰開揉碎地和我講，我也不會接受的，我自認為是真理就應該堅持，這種認死理的性格，正是以後對我的批判不斷加溫的原因之一。

　　四、參加市文聯鳴放會

　　春末，位於北京王府井南頭霞公府內的市文聯小院，樹綠花紅，一片雅靜。可會議室內，言辭激烈，氣氛不斷升溫。『點火』的正是我所在的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曾平，他在市文藝界做了鳴放的動員報告，接著添柴加薪的是文聯秘書長田家的報告。文聯的專業作家和刊物編輯都紛紛響應黨號召『鳴放』。我被曾平派到文聯參加鳴放會、蹲點瞭解情況。會開了四、五天后，議題由務虛到務實。一位叫施白蕪的老作家，顫巍巍地將他虛胖的身軀從坐位上豎起，從褲口袋裡掏出一條有著陳舊血跡的手帕，聲嘶力竭地嚷道：「你們看！這就是1955年反胡風和肅反運動時，逼得我吐血的那條手帕。硬說我是胡風反革命分子，是國民黨特務，沒有憑據，非逼我承認，不承認，就向我吐唾沫，逼得我當場吐血。查來查去，沒查出證據，就把我抓進監獄……」說到此處聲淚俱下：「雖然後來把我放出來了，可深深傷害了我的心。我希望領導在這次運動中能真像動員報告中說的：「要大膽提意見，不打棍子，不抓辮子。」希望對我這次提的意見真正採取『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態度，總結肅反運動的經驗教訓，團結大家建設新中國。」轉而他充滿深情地說地「黨的整風運動像春風吹綠了大地，蘇醒了我們凍僵的心，我們要把心裡話說給党聽，向親愛的母親進點忠言，這也是我們的孝心……」

　　他的話聲剛停，還沒坐穩，詩人張明權站起來激情地朗誦起他的新作：「人啊！遠祖給了你站起來的權利，為什麼你還跪著，站起來，站起來……」青年作家劉紹棠也爭先恐後地把椅子往後一推，站起來搶言道：「多慈祥的母親，多好的黨啊！為了大家庭共同的利益，誠懇地希望兒女們多給她提意見。我就敞開的說：……於是劉紹棠口若懸河，大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該作修正，在抗日戰爭時期有綱領性的指導作用，現在要重新審視，該「提高」了。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應有新的發展等。

　　你坐他起、爭先恐後，言辭錚錚、煙霧繚繞。我的心在沸騰，「母親」既然向兒女們展露笑容，我也有滿腔的話要對黨說啊！

　　我思索著：1955年肅反中，像施白蕪所說的那種在沒有確鑿的證據前就開鬥爭會，陣勢兇狠，方式野蠻，吐唾沫、辱駡、誣衊，甚至隨意抓捕入獄的現象，在文聯之外，不也有嗎？所謂的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有關聯的人，入獄的也不少，難道他們都是反革命？文化局長，革命老區來的作家王亞平不也因此入獄一年嗎？難道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真是擴大化了？我又為黨解釋：毛主席講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溫良恭儉讓。」，發生上述問題也難免。但我又想：即使由反胡風發展到肅清暗藏反革命的運動是正確的，在作法上也可以改進嗎？是不是應該先「調查研究」，確認了是反革命再開鬥爭會呢？這不也符合毛主席說的「凡事要加強調查研究」的原則嗎？。這些天我的處長曾平又上別處點火去了，只留我在文聯蹲點。我嚴守黨委機關的工作原則，在市文聯鳴放會上沒有發言，沒有表露我的任何想法。

　　從市文聯出來，我多想找老查談談，但一想到他那副傲氣冷淡的樣子，委屈情緒就來了，一轉身回了母親家。

　　五、黨內會上的發言

　　文聯鳴放會告一段落，我回到文藝處。曾平處長召開了我處人員鳴放的處務會，處內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我如實地彙報文聯鳴放情況，同時認真地提出党應改進某些作法的意見。我說：「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對肅反運動有意見呢？看來主要是沒有調查清楚就開了鬥爭會，既然是當成反革命分子鬥，群眾當然就會不客氣，吐唾沫等行動也就會發生了，可鬥到最後，查無實據，這樣可就傷害了被鬥的同志的感情。以後還是要多加強調查研究才好。」曾平處長沒有表態，接著又追問我許多問題，如：「你對當前羅隆基等人提出的『教授治校』、『開放同人刊物』、『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言論如何看？」

　　不知「陰謀」是以「陽謀」形式出現的我，竟然天真地說：「他們說得也有道理。」處裡其他人沒有一個表態的。曾平處長繼續追問：「你說說怎麼個有道理？」我回答：「我想要幹好任何一項工作，都必須將自己變成這項工作的內行。列寧在10月革命成功後不是也號召革命幹部要學習做生意嗎？不就是要求外行變內行嗎？」散會了，我繼續關心鳴放。我想起人民大學女大學生林希翎的講演中強調的在法律上現在還不能做到人人平等，還有領導幹部官僚主義和腐化墮落的現象。覺得這些敢於直言幫助黨整風的意見是對的，黨如今能徵求意見、要不斷改進工作，多好的黨啊！我早已忘記了1955年對我審查中那些不愉快的事，因為我已承認自己當時是有錯誤的，因為我並不瞭解所謂胡風集團的「內幕」，就為因胡風問題而被批判的毛承志辯護，可說是逆潮流而動。那麼這次響應黨的號召，幫黨整風，是順潮流了，應該是沒有問題了。那知道曾平對我的追問是在實施「誘敵深入」是「陽謀」，只是為了湊夠揪出「右派分子」數字的指標；奈何！每個部門必須完成按百分比揪出「右派分子」的指標啊！就是這位緊跟形勢的曾平處長，曾經是解放前和平門那個地下党領導的小書店（朝華書店）的經理；平常在文藝處，我們相處也不錯，從來沒有喊過他「處長」，而是直呼其名，當時市委機關都是這個風氣，最多在名字後面加「同志」二字。他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不白之冤，在市委黨校蹲「牛棚」時跳樓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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