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34)_鐘鴻

三四

　　也正因為這樣，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學院社會學教授費孝通懷裡揣了多日的《知識分子早春天氣》一文決心送出去了，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其文把「早春」的含義點得非常清楚：「去年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象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自信力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

　　一時間，對「天氣」的議論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話題。

　　人們希望乍暖還寒的「早春」寒氣早盡。

　　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暖風勁吹了，人們大膽起來，批判個人崇拜，對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也提出了疑議，雖然還只是議論，但感到空氣鬆動了。「春到人間，老樹竟然茁出了新枝。」社會學的老前輩，陳達教授開始寫新著了；李景達老教授也寫新著《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今昔》

　　人們為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興奮，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人們懷著一顆誠信的心，忘記了剛剛流逝的打擊「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惡浪。尤其是文藝界，互相奔走相告，仿佛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活躍時代來臨了，人們感激領袖的偉大，人們在報刊上敞開思想發言,毛主席一再鼓勵鳴放，說什麼這次整風不過是毛毛細雨。緊跟著四月二十四日周總理作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報告，這又給了知識分子無限鼓舞和希望，希望自己追求的新中國到頭來仍然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壓制不過是暫時的、局部的。毛主席如此誠懇地要發動群眾幫黨整風，不就是明證嗎？《人民日報》1957年5月19日又發表社論《繼續爭鳴，結合整風》。號召鳴放，不斷加溫。

　　在這種氣候下，我也滿懷熱情相信真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了。也就在這時我在《北京文藝》1957年4月號發表了一組小詩：《冬小麥之歌》《冬天的小河流》《岩上松》《柏樹與玫瑰》等，反映了我希望在雙百方針指導下一展身手，能為黨做出貢獻。

　　二、「陽謀」

　　20天后，6月8日起，《人民日報》論調公開轉彎，接連發了一系列批評知識分子鳴放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工人階級說話》等。

　　6月22日的社論《不平常的春天》說：「在目前的爭論中，有些人難免又會想到天氣的寒暖，雖然立場之說還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場不同，政治氣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這卻是一個客觀事實。在我們社會主義者看來，目前的天氣確確實實是一個大好春光的豔陽天。」

　　《早春天氣》一文被稱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信號彈」。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費孝通的檢討《向人民伏罪》。但檢討並沒有使他逃過劫難，他還是被劃成右派，直至1972年他才離開去勞改的『五七』幹校，回到中央民族學院。「原本胖得有兩個下巴的他，此時雙頰如同刀削一樣清瘦」（摘自葉永烈《反右派始末》一書）。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中論述道：「文匯報在春季裡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出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幫黨整風」嗎？假的，真正是一場欺騙。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時期，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丑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發動及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他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批判《文匯報》的同時，其社外編委——傅雷也被批判。傅雷自認為解放前「是一個糊塗思想的普通人民，屬中間分子」，他的這種自我分析遭到駁斥，說他是『親美反共』，傅雷不檢討，他說：「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無法作那樣的『深刻檢查』！」1958年「反右補課」，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兒子傅聰從波蘭轉道英國學習音樂，成了「叛國投敵分子」，又牽連了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雷受到抄家和批鬥，他不堪淩辱，於1966年9月3日淩晨和夫人雙雙上吊在上海家中，離開了這個他曾經付出全部熱愛的世界，年僅58歲。他曾將畢生的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譯文集》中，約五百萬字，架起中法之間的文學橋樑，永存人世。感人至深的是他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長達百萬言，他從1936年開譯，花費三年功夫，五十年代，又花費兩年時間重譯這部名著。他曾說：「譯者要以藝術修養為根本：無敏感之心靈，無熱烈之同情，無適當之鑒賞能力，無相當之社會經驗，無充分之常識（即所謂雜學）勢難徹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為能深切領悟。」這位中國翻譯界一代巨匠，曾在給兒子傅聰的家書中是那樣的盛讚毛主席的整風動員報告，可他的後果卻是這樣。我可憐的祖國，你怎麼就無能佑護你的兒女？以至許多優秀人才無辜泯滅！

　　我這個黨內的小知識分子居然也被當成「蛇」引出來了，哀哉！

　　三、大字報點燃火焰

　　凡是有良心的人一定都希望社會的現狀能夠改善。但是不幸，事實卻不是這樣。（蕭伯納）

　　5月，這個向來紅火的月份，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整風的通知，接著1957年5月4日發出關於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並組織各種動員會。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愛國熱情沸騰。寫文章、發議論，給以往的運動，給各方面工作，甚至給黨政機關、本單位、以及個別領導提意見和建議，本著毛主席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教導，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於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聲浪滾滾的講演，首先在有著五四革命傳統的高等學校開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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