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風雨半支蓮 | 上頁 下頁
三三


  問她一句她答一句:「生活怎麼樣?」「好!」「收入怎麼樣?」「增加了。」「有困難沒有?」「沒有。」她轉身面壁不再搭理我們了。小孫還窮追不捨:「你愛人在社裡當小隊長,你有什麼意見沒有?」沉默。「有什麼問題對我們說,我們幫助解決。」她開口了,斬釘截鐵地說:「你們解決不了。」然後她閉緊嘴唇,再也不回答了。

  我們正準備走時,司德順回來了。

  司德順是個面黃肌瘦的青年人,目光無力,表情溫和。開始他對我們說:「我啥困難都沒有,就是她思想搞不通。」小孫說:「談談你本人在隊裡有什麼困難吧。」他說:「我工作得很愉快,社員們都擁護我,可她老讓我到城裡找工作,可我捨不得離開這裡。可她說你這身子骨在這兒再熬下去,活不到30歲,你死了,我怎麼辦?我是不願意離開的,哪那麼容易死。」我問他收入情況,他坦白地說:「收入減少了。」他分析:「主要原因是幹部管理不善,浪費大,其實今年地裡並不減產。」當他妻子去院子裡拿笤帚時,他說:「我拿她真沒辦法,她成宿成宿不睡覺,眼睛直發愣,我真怕她尋死。我準備暫時到城裡找個工作做,過幾十天再回來。我撒手走了,又不對又難過。我現在工作得是真高興,我還寫了個快板呢。」他從玻璃匣子裡拿出他寫的快板給我們看,有200多行,歌頌合作化的。「要不是有孩子,我也就算了。」我懂了,司德順為什麼在會上沒說真話?他不願在會上說洩氣話,多好的青年啊!

  這些農民不管是吐苦水的,還是說氣話的,還是像司德順這樣說話顧大局的,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不管多麼苦,從日出到日落每天始終辛苦地為國家生產糧食,那個王奶奶好不容易打了150斤小麥還捨不得吃,賣給了國家。司德順妻子情緒雖然大,但也能夠令人理解,誰又不憧憬美好一點幸福一點的生活呢?她條桌上的那些花不正是她心靈的透露嗎?冬小麥啊冬小麥,他們都是冬小麥啊!他們忍受著寒冷,掙扎著生長,最後奉獻出芳香的小麥。

  北京解放前,蘇聯的小說就宣傳合作化是農村革命的方向,解放後,又看了許多蘇聯宣傳集體農莊幸福生活的電影,蘇聯農莊老大媽歡樂舞蹈的場景至今深印腦海。但在下鄉調查中我沒有看到我們合作社有蘇聯電影中所表現的集體農莊的那種富裕幸福。

  我回到單位後,把這真實情況彙報給領導,只想引起領導注意改善對農業合作化的領導和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

  這時也正是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國務院擴大會議上,提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大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人們幫黨整風的時候。我也感到政治空氣活躍了,早春天氣到了。接著我在《北京文藝》上發表了《冬小麥之歌》這首詩,表達我對農民精神的敬愛和我受到的啟發和鼓舞。

  〖沒想到半年後,我的彙報和詩都成了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罪狀,我墜入霧穀,暈頭轉向。

  半個世紀過去了,2005年10月29日,我乘地鐵,霎時就到了高碑店,又找到了司德順的家,他上同仁醫院看眼病去了,他的妻子接待了我,就是那個曾經不愛答理我們的漂亮而無心情無條件打扮的農婦。如今她穿著花夾襖,住房相當寬敞,用玻璃頂封閉的庭院約百米大,中間放置飯桌,三邊是內室,透過玻璃窗可見室內沙發、電視機等;一邊是她二兒子的書櫃,還有廚房、浴室、儲藏室。她滿面春風地接待了我。談起改革開放後生活逐步改善、蒸蒸日上,她笑口難收。當年那個躺在炕上,滿身污垢的小男孩,現在承包了三家企業,另蓋了兩座庭院和樓房,變了,是該變了,變得好啊!

  【第十章 驚鵬伏雁】

  「蛇」一向被視為惡類,沒想到在1957年凡響應黨的號召,熱情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的知識分子卻被當成了蛇,還是被引誘出洞的毒蛇,否則怎麼會一棍子打死呢?誰能想到還會理直氣壯地宣佈:我們是陽謀不是陰謀。淪為「右派分子」的人也只好忍受暴虐。我這個小女子,竟然也在劫難逃。

  一、早春

  1957年春天在桃紅柳綠中來臨了。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院擴大會議上,面對1800多名黨內外人士講話中提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說:「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人民內部矛盾。」「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這個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和高等學校裡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鼓勵人們「放」,鼓勵人們打消各種顧慮,幫助中共整風。他說:「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毛主席的演講給知識分子送來一陣春風。

  1957年3月2日,上海市作協書記,著名文學翻譯家傅雷,接上海市委電話要他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期間,3月17日,他給留學波蘭的鋼琴家兒子傅聰寫的家書中,報告了他聽毛主席上述兩個報告錄音的興奮心情。他寫道:「毛主席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區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匯貫通了的人,」傅雷如此盛讚毛主席,完全出於他的內心。(參見《反右派始末》32頁)

  許多知識分子像傅雷一樣,受到毛主席講話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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