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29)_鐘鴻

二九

　　胡風在1954年7月向中央送交了他寫的三十萬言書：《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針對批判他的幾個問題進行了辯論，他認為文藝要復興，必須清除宗派主義。我也沒看出他這是反動言論。

　　胡風的三十萬言意見書中寫道：

　　「在這個頑強的宗派主義地盤上面，僅僅通過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對我的批評所看到的，在讀者和作家頭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論」刀子：

　　一、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否則，不可能望見和這個『世界觀』『一元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底影子，這個『世界觀』就被送到遙遠的彼岸，再也無法達到，單單這一條就足夠把一切作家都嚇啞了。

　　二、只有工農兵底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算是生活……

　　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這就使作家脫離了實踐……

　　四、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繼承並發揚優秀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的缺點；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文藝的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

　　五、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忠於藝術』就是否定『忠於現實』……

　　在這五把刀光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麼作家與現實的結合，還有什麼現實主義，還有什麼創作實踐可言？

　　問題不在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個隨心所欲地操縱著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義。」（引自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的李輝著《胡風冤案始末》146頁至147頁）

　　以後我才懂：胡風如此針鋒相對地，尖銳地反對「宗派主義」，實際上就是反對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基本觀點，能不遭到滅頂之災嗎？

　　他以為按文藝規律提出的意見，一定會引起被他無限崇拜的偉大領袖考慮，不是批判他，而是去清算批判他的那些「宗派主義」者，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太天真了。

　　而我當時的「不明白」，也是天真得不識時務。

　　看我如此的愚鈍，查汝強對我鄙視地說道：「你覺悟太低了！」聽到丈夫的貶語，比聽到所有的批評都難受，瞧著查汝強蒼白的無笑容的臉，好傷心哦，丈夫也看不起自己了。憑什麼？憑什麼？雖然你曾經是兩個大學的地下區黨委書記，我是個普通黨員，能力有大小，覺悟卻是一樣的呀！士兵的覺悟決不低於軍官，衝鋒陷陣的是士兵，勇於犧牲的是士兵。我參加革命以來一直處在一種亢奮的狀態。解放後，下工廠、農村總是處於受人尊敬的地位，同時也尊重別人。就在這年春節前，我到門頭溝煤礦去參加工人的業餘文藝活動，觀看工會幹部崔國印寫的劇本演出的彩排，演出後的討論會上，有的人挑了許多毛病，幾乎把這個劇本槍斃了。可是我發言說：「我看這個劇本還是可以的，有毛病可以改嗎？」，沒想到我好心的一句話救活了這個劇，此劇得以在春節為礦工演出，並受到工人的歡迎。20多年後，崔國印竟然和我共事於北京實驗京劇團創作組，他重提往事，還非常感激我當年的支持。其實我早已忘記，當時不過是憑著一顆公正的尊重創作者的好心來辦事。可此時，為什麼平日的好友、親愛的丈夫都不能善待自己呢？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對親人如此的冷淡的人，這是我成人後第一次遭到打擊，但哪知這僅僅是開始。

　　二、「泥土「為什麼變味了

　　沒過幾天，支部開會宣佈毛承志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嫌疑分子，隔離審查。支部委員和我談了幾次話，由於我始終沒認識自己有錯誤，因此也被勒令停職檢查。晴天霹靂第一次在我頭上炸響，沒有工作的權利了，不被信任了，這是為什麼？這究竟是為什麼？

　　我和毛承志，解放前同在北平師範大學中文系讀書，我們一入學便成了中共黨外圍組織——群聲合唱團、新詩社、力行圖書館的積極分子，毛承志還組織我們成立了響應革命的《野火》壁報社和讀書會。我們吸吮著各種各樣的進步色彩的文化，也吸吮著《泥土》的力量。因此胡風流派的作品也成為我們追求進步的一種啟蒙作品。我不再把自己當成小姐、當成珍珠，而是像泥土一樣平凡，把自己無私地獻給了民眾，寧為民眾通向幸福的道路上的一粒塵土。我理直氣壯地將當時的思想向支部彙報，可支部審查小組裡，誰也沒有耐心聽我的解釋，竟然讓我交出我的日記和與毛承志在學校時交換心得的信件。哪裡有法律，哪裡有隱私權？當然我那時我也不懂法律，既使懂得也不敢對抗，因為我已受劉少奇宣揚的「黨員是党馴服的工具」的影響，以為至高無上的黨對自己的黨員索取私物，也當然是有權利的。我乖乖地交出了信件和日記，還幻想：也許這有利於組織瞭解我，因為我的日記和信件中充滿了對黨的熱愛。哪知道要這些材料的人，就是為了在雞蛋裡挑骨頭，以整人顯示他的緊跟，他的進步，他可隨風上揚。

　　我被停職以後，查汝強對我就更是冷淡，相處無言，於是我常回母親家住，孩子們週末也回母親家。

　　反省期間，審查組負責人之一，頭號「借風者」追問我：「毛承志給你的信中說的『要提高技術』，你必須交代清楚，是什麼特務技術？」一下子把我問懵了，那時我們是不要命的幹革命呀！怎麼能與「特務」二字聯繫起來？我回答道：「毛承志那句話是指要提高寫作水平。」他說：「那應該說提高藝術技巧」，接著他一聲冷笑：「哼！」顯露了他為自己能說出這樣的內行話的得意之情。也奇怪，當時毛承志怎麼這樣寫，也許是一時筆誤，但這與國民黨特務是絕對沾不上邊的。當時我們確實是一群追求中共領導的新民主革命的熱血青年哦！可沒想到「借風者」竟然提出這麼個問題：「你能保證他不是特務嗎？」我說：「可以！」「你每分鐘，每秒鐘都和他在一起嗎？」我說：「那當然不是。」他說：「那你就不能保證。」逼得我無話可說，但我也不能瞎說呀！於是就這樣天天、月月的處在停職受審中。

　　這反省的日子好難熬啊！凡是能反省出來的都是如火如荼的革命生活。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對革命學生實行大逮捕時，有位上了國民黨抓捕名單的叫葛福群的支部委員正要跑出校門，可外來的特務已把住學校大門。這時，我也到了大門口，我看到葛正處於危險情況，就故意和把門的特務糾纏，因為我不過是普通學生、小女孩，我才不怕特務呢。就在我與把門的特務吵鬧時，支委葛某乘機從我身後跑出校門。通過我入校後的一系列表現，8月底我被黨組織吸收為中共外圍組織——民聯（民主青年聯盟）的成員，12月12日我被吸收為中共地下黨員。

　　從此『1212』，這個數字比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誕生日還親切啊！永遠忘不了這個日子，就是50年後，當銀行儲蓄實行用密碼時，我腦中首先跳出的是1212，可在1955年我這個熱愛党的青年，居然被疑成與國民黨特務有關，實在太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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