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28)_鐘鴻

二八

　　一、殃及池魚

　　雖然人民日報已經公佈將胡風及其朋友定為反革命集團，但我的意識裡，還沒有這個概念，也沒有認為他們的文藝作品是反動的；看不清反胡風運動中包含著多深的嚴酷性，更看不到這是肅反運動的前奏。

　　1955年不平凡的六月的一天下午，我哼著歌兒「春天裡來百花香，朗裡格朗裡格朗裡格朗，和暖的太陽天空照……」輕快地走進辦公室，剛坐下，辦公室的電話鈴就響了，同室的同事毛承志馬上起身去接。「喂！我這裡是文藝處呀！有什麼事？」毛承志接答：「哦!……我認為魯藜的《泥土》這首詩沒什麼問題，我是這樣看的，好，有事再來電話，再見。」毛承志回到座位上又埋頭看書去了，這時卻有一位同事不聲不響地離開了辦公室。

　　第二天上午支部通知召開全體會議。當我走進會議室時，感到氣氛很嚴肅。支部某個領導人講話了：「在清算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嚴肅時刻，居然在我們黨委部門出現了替胡風分子說話的人，他就是文藝處的毛承志！他在電話裡散佈胡風分子魯藜的詩沒問題。幸虧我們的老同志覺悟高，立即向支部彙報，這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毛承志！你老實交代你和胡風集團的關係。」毛承志說自己和胡風分子沒有來往，只是看過他們的書。電話裡的回答也不是故意為胡風分子辯護。毛承志的辯解引起會場在座人員的憤怒。而我卻未作任何表態，我的觀點和毛承志一樣，對支部組織的這種突然而來的上綱上線的批判感到莫名其妙。正在我沉默思索時，一聲猛吼把我叫醒：「鐘鴻！你當時在旁邊嗎？」是那位自認為最「革命」的一個支部領導人的吼聲，我回答：「在！」「那你怎麼沒有彙報？」我說：「我沒聽出問題來呀！」他大怒：「你沒聽出問題！」這時我仍沒悟出問題的嚴重性，還理直氣壯地為自己，也是為毛承志解釋辯護道：「《泥土》這首詩在解放前鼓勵過我們進步青年呢！」我處的副處長江雪真替幼稚的我著急。江雪當時30多歲，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她知道一場風暴要落到毛承志和我倆個不懂事的年輕人的身上了。她直向我瞪眼，但已經來不及了，因為我對黨內鬥爭實在是毫無經驗，一時也難扭轉對《泥土》這首詩的看法，我接著說：「《泥土》這首詩其實就是讓我們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群眾……」。還是那位打斷我的話，沖著我嚷道：「鐘鴻！你簡直是越說越不像話，住嘴！」在座的30餘人，都隨著他的調子對毛承志批判，同時捎帶著對我批評。

　　批判者大部分是屬隨大流的，有少數幾個人眼中射出「階級鬥爭」的兇狠的光束。現在回想，這些叫得最兇狠的人並不真正懂得「革命」，「革命」是要革違反歷史和自然規律而逆行者的命，其實違反客觀規律的不是我。這些標榜「最革命」的少數人是「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的柳絮，所以可籠統地給他們取一個代號，曰：「借風者」。只聽得一位「借風者」發出一聲惡毒的譏笑：「真是一丘之貉」。再看身為部裡中上層幹部的查汝強，他鐵青著臉，也隨眾簡單地表態：「我也感到很奇怪，沒想到鐘鴻也和胡風集團穿一條褲子。」他尖亮的聲音使我感到又熟悉又陌生。下班的電鈴響了，支部領導宣佈：「今天的會先開到這裡，大家要仔細想一想毛承志的問題，努力揭發，尤其是鐘鴻你和毛承志原來是同學，更要徹底揭發毛承志的問題。」

　　散會後，我想毛承志的「電話回答」到底有什麼錯誤？批判已經落到自己頭上，不能不認真思考了。想來想去仍然沒想出什麼問題，《泥土》這首詩不就是讓人們不要把自己當著珍珠，而應當作為人民鋪路的泥土嗎？1948年左右我在北師大上學時，我和許多同學都是出身于所謂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家庭，差不多都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但這是不符合無產階級革命的要求，無產階級革命要求你拋棄原來的個人理想，要一切聽從黨的意志，「俯首甘為孺子牛」，因此當時魯藜《泥土》這首詩在幫助我們這一些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拋棄原來的成名成家的打算，全力投入到為工農爭民主、自由的戰鬥中，無疑是起了好作用的。

　　爭民主、自由本來也是我的社會理想。因此也就很快放棄了想出國留學的念頭，每天除了看大量蘇聯和解放區的小說與革命理論外，正課也不好好上了，每天在「群聲合唱團」唱著各種各樣的革命歌曲和同學們跳解放區傳來的舞蹈「兄妹開荒」等。這些歌曲、舞蹈和像《泥土》這類的新詩，每天都在燃燒我們的革命熱情，使我們對革命將換來的新中國、新社會無限嚮往。可是市委宣傳部的同志們為什麼不理解呢？他們中也有不少人與我走過同樣的道路啊！後來我當然明白處在1955年，他們也必須跟著形勢走，否則火就會燒到自己。大家開始和我疏遠，我們文藝處裡因為有那位革命嗅覺極高揭發毛承志的老幹部，所以同室的其他同志更不敢與我和毛承志談話了。副處長江雪也是老幹部，她原是馬來西亞華僑，受革命宣傳影響投奔延安，到延安後吃過挨整的苦頭，說話比較慎重，但心地善良，從不加害於人。而那位向支部彙報毛承志電話中肯定《泥土》一詩的老幹部，是從北方農村來的，經過土改、參加過戰爭，定然也參加過三查五審，有沒有問題不知道，也許是個五代貧下中農，也許是地富出身，也許挨過整，屬那種以殘酷無情的整人來表明自己的清白或革命覺悟高的人。

　　晚飯後，我帶著茫然和淒涼的心情回到單位宿舍自己的小家，多想從查汝強那裡得到解答和溫暖。見查汝強冷臉相迎，我沒有勇氣撲到他懷裡大哭一場，只好低眉請教：「《泥土》這首詩到底有什麼問題？」查汝強板著臉說：「胡風已經是反革命集團了，還能說胡風集團的人寫的詩是好的嗎？」

　　查汝強的話沒有解決我的思想問題，反讓我回想起我所知道的胡風：他自1931年參加左翼聯盟，精心編輯《七月》《希望》等雜誌，培養了一大群追求革命的詩人、小說家、評論家。1949年他從香港輾轉投奔北方解放區。他這些行動不都是革命的嗎？

　　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他參加了天安門建國盛典，激情地揮毫寫出《歡樂頌》：

　　「時間開始了——」
　　毛澤東
　　他站到了主席臺正中間
　　他站在地球面上
　　他屹立著像一尊塑像……」

　　胡風的朋友魯藜、盧甸、阿壟、綠原、彭柏山、曾卓、鄒荻凡、冀汸、羅洛、賈植芳、耿庸、王戎、梅林、何滿子、方然、路翎等無論在四川、在廣東、在湖南、在天南海北，都將激情獻給了共和國和毛澤東。

　　但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卻不斷地遭到批判，這我能理解。可現在卻說他們中有人在抗日時與國民黨有過工作關係就撲風捉影的說是反革命，那在國共合作時期，一些中共黨員也參加過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或其政府裡工作還負有重要職務的人，又該如何解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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