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王安憶

王安憶(1)

　　作者：劉敏

　　假如有人問我為何將房間搞得這樣亂，床上，書桌上，地板上到處攤滿了有關王安憶的書和雜誌，電風扇擰到了最大檔，風一個勁兒地吹，風卷起了書的一角，而我卻呆呆地坐在一張木椅上，好像在思考著什麼。

　　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國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親是作家茹志鵑，父親是劇作家王嘯平。王安憶一歲多便隨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裡接受最初的教育，讀小學時經常參加區、市的兒歌寫作比賽會，對文學產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畢業，翌年赴安徽五河縣頭鋪公社大劉莊大隊插隊勞動，被選為縣、地區和省級積極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並參加一些創作活動。1976年在《江蘇文藝》上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兩年後到上海《兒童時代》雜誌社任小說編輯，不久發表小說成名作《誰是未來的中隊長》和《雨，沙沙沙》。1980年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期文學講習所學習。曾於1983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文學活動。之後，曾任上海作家協會理事與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

　　她的履歷表雖然很短，卻被生活浸泡得實實在在，成為一個真正豐富的人生。自從發表了小說《本次列車終點》之後，她那支馳騁之筆，內沒有了終點；她一路洋洋灑灑，到處是閃光的足跡，一直在超越著她的父母，成為當代中國文壇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我眼前，是她的小說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藝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兒童出版社）、《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1983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尾聲》（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鮑莊》（1985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海上繁華夢》（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戀》（1987年，香港三聯書店）、《烏托邦詩篇》（1993年，華藝出版社），長篇小說《黃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藝出版社）、《69屆初中生》（1986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蘇文藝出版社）、《長恨歌》，散文集《母女漫遊美利堅》（與茹志鵑合著；1986年，上海文藝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及長篇遊記《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蘇文藝出版社）等。她的小說《誰是未來的中隊長》、《本次列車終點》、《流逝》、《小鮑莊》等均獲全國大獎；還有多篇小說被譯成各種文字。

　　這就是王安憶，王安憶的發展真快。

　　我從地上順手拾起剛寄來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學報》，那上面有一段王安憶在上海第四屆文代會的發言摘要，王安憶說：「在八面來風的環境中，知識分子應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她說作家應有藝術理想，這個巨變的時代需要作家去關注，一味作風花雪月頌是浪費才華和經歷，或者是缺乏藝術理想。」是的，王安憶的創作已經走出了小我。她近來不斷認為一個作家如果只從極個人的悲歡出發，那純粹是雕蟲小技。她的創作已到了思想收穫的時節。而這種思想的成熟，是王安憶開始注重宏大的東西，悲倫的東西，這種創作的變化，是朝著人類審美理想出發的。

　　從她的中篇小說《叔叔的故事》開始，王安憶的創作又在自己的基礎上有了大的飛躍。她的藝術理想得到了很好發揮，她確實讓自己變得大氣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對當代文學有著重要意義，它擁有了巨大的歷史內涵，絕對經得起歷史的反復咀嚼，也是王安憶創作思想成熟的標誌。

　　如果一個作家放棄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會落後於時代，特別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棄作家對生活的參與和思考，沒有思考就沒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現。而王安憶這幾年來，確實寫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中篇小說《傷心太平洋》，無不表現了作家大手筆和注重人類審美理想的氣質，這兩部作品標誌著王安憶的創作已到了又一個新的高峰。

　　王安憶不僅在藝術上保持了自己獨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當內向，嚴謹。這和她從小受的教育有關，她是茹志鵑的女兒這恐怕誰都知道。她酷愛讀書，待人熱情，愛思考，她談話富有哲理，喜歡實事求是，作為一個正直的作家，她是當之無愧的。

　　當然，關於王安憶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無須在這裡重複。但要真正解讀一個作家，決不能忽略了她成長時期的重要作品。那麼，對於王安憶來說，「三戀」在她整個文學創作中是值得重視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戀」成了我這篇評論的關鍵所在。

　　王安憶引導我進入了一個世界。

　　一個她認定充滿了生命壓抑苦難又燃燒著希望光明騷動著的世界—一生命的本體世界。

　　「三戀」是一個標誌，畸形變態的性描寫向人們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實承認，她的這種性意識只是在生命的邊緣上繞了個圈，並未真正走進人的生命本能。因為她終究沒能拗過強烈的道德規勸，在一種自我壓抑式的規勸中王安憶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現了一種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懷抱，充當丈夫的陪襯，她們乾脆不去意識自我價值的存在。

　　《崗上的世紀》最直接進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實的生命躍動面前，任何虛偽任何遮遮掩掩都顯得無濟於事。「性」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權力，就像伊甸園裡的亞當和夏娃結合才構成了人的完整一樣，男女雙方共同的權力鑄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動。

　　現在小說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現的兩人組成的小家庭。父親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現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別由母親、女兒改換成了妻子、情人。但這種變化只是在家庭關係之內的角色互換，也就是說關於家庭的話語沒有變，關於女性的性的萌動意識，在深層心理上依然被籠罩在家庭意識形態之中。

　　王安憶的世界是一個主體意識極強的世界。她所關心的問題，使用的語言，作品前後敘述方式的變化很大。這裡既有對女性自我的貶低，屈服於男性社會的一面；又有一種無法掩飾的骨子裡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騷動情緒。但無論如何發展，作者的創作都是在扮演著她自己。而決定這種扮演的是有另一個「缺席」存在者，他（我這裡用「他」而不是「她」）決定了王安憶所以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這樣，當王安憶用筆寫作時，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為她的寫作中的符碼秩序必須與「他」的社會符碼秩序一致。這就是說，社會是男性的，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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