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張抗抗(2)

張抗抗(2)

　　三

　　《海瑞罷官》的大批判開始以後，她躲進閱覽室，寫出一篇萬言的批判文章，題目是《〈火種〉必須批判》，批判艾明之的長篇小說《火種》。儘管她根本不瞭解工人階級，但她卻指責作品嚴重歪曲了工人階級的形象。她不是超人，她和當時千千萬萬在中國這塊土壤上生長起來的青少年一樣，犯了時代的通病，歷史的通病。但她是個善於思考的青年，十多年過去了，她一直記取當年這個幼稚病。在我和她第一次見面時，她就講了當年這個教訓，並且說：「今天我回憶這件事，感到難為情。我們這一代青少年，剛剛開始尋覓真理，就在混亂中迷航了。當我到工農中間，經過十多年的磨練之後，我才明白當時輕率狂妄的指責，是多麼幼稚無知。1978年夏天，一個作家訪問團來到哈爾濱，我去看望一位詩人。她把我親切地介紹給他同屋的艾明之的時候，我臉紅了，惶惑不知所以。我很想問他，我們這一代人曾經幹過的那種蠢事，你會原諒嗎？我猶豫了好久，終於沒有說。因為老一輩文學家需要的不是懺悔，而是永遠不再重複那種可怕的年代。

　　在那瘋狂、是非顛倒的最初年月，她在學校狠批「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狠批「封、資、修的大毒草」，回到家裡，卻幫助父母把所有「封、資、修」的書籍轉移出去；她日夜提心吊膽，怕有人抄她自己的家；批判別的「黑六類」子女，她照樣不肯落後，但又怕批到自己頭上；社會上破一四舊」、「大民主」的轟轟烈烈的氣氛，使她產生對鬥爭的渴望，但又痛恨和擔心鬥爭到自己家庭的頭上。

　　她和當時的青少年一樣，參加了紅衛兵的大串聯、大檢閱。她紮著短辮，背個黃書包，整天在外邊東奔西跑，抄大字報，聽大辯論，看批鬥會，喊口號，光陰就在這種狂熱中白白地溜走了。

　　媽媽不願女兒這樣混下去。有一天，媽媽教過的一個女學生在農場勞動時卜水救人犧牲了，媽媽便帶著女兒前去採訪，女兒的心靈被觸動了。她為英雄寫了一首詩，題目叫《你只有十六歲》，在報上發表出來。這首詩體現出十七歲的張抗抗初步形成的人生觀：一個人的生命要為人民發光。

　　當文化大革命進入奪權階段，青少年可幹的事情不多了，她便開始從家裡保存下來的書籍中尋找精神寄託。從書林裡，她認識了普希金、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並愛上了他們。對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她是硬著頭皮讀完的，因為她不喜歡這部書。

　　書本上的東西和現實生活的矛盾，使她深深陷入苦悶之中。她決定離開城市，離開家，到外邊去看看，這個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

　　1969年，她得到父親的支持，來到外婆家附近的水鄉插隊。媽媽從「牛棚」裡偷偷帶給她一張紙條——「我的小鷹長大了，你飛吧，飛到高高的藍天中去練翅膀……」

　　富庶而美麗的水鄉沒有給血氣方剛的女孩子帶來歡樂，為爭工分吵架，為種自留地奔忙，很快就使她厭倦了。當支援邊疆農場的名額一下達，潛伏在心裡的遠走高飛的思想，一下子活躍起來。她迫不及待地報名去黑龍江，踏上了冰天雪地的征途。

　　火車開動了，月臺上下一片哭聲，她卻沒有掉淚，書包裡藏著從家裡偷來的一本書——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

　　前面是什麼呢？她想著——自然是鋪滿鮮花的無邊無際的大草原，在上面打個滾，花粉會落在唇上……

　　四

　　然而，現實是嚴峻而複雜的，在邊遠的黑龍江也是一樣，她厭惡在艱苦和困難面前怯懦退縮的人，同時，也為當時惡劣的生活環境而感到不滿。生活中為何有那麼多虛假醜惡的東西呢？它又是怎樣產生的呢？她說：「天真美好的主觀願望與客觀世界的矛盾，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充斥當時文壇的文化專制主義……這一切，都使我陷入深深的苦惱之中，但卻找不到答案。」

　　正因為她善於思考，她才能從痛苦中自拔出來。

　　1971年9月，林彪倒臺時，張抗抗正在杭州探親。儘管人們沉浸在興高采烈之中，但政治空氣仍然咄咄逼人。不過，她毫不灰心，堅信春天一定會來臨的。第二年年初，她寫了一篇散文，叫《北大荒早春的歌》，表達了當時從痛苦中掙扎出來的複雜情感。

　　1972年夏天，她在磚廠勞動的時候，以她親身的經歷，寫成了短篇小說《燈》，發表在《解放日報》上。這是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它也確像一盞燈，使作者自己在北大荒朦朧的黑夜裡看到了光明，使她認識到重新學習創作是有可能的。

　　當時，農場生活中可以利用的業餘時間是不多的，別的女孩子都在織毛衣，她卻削鉛筆；人家扯皮聊天，她卻作筆記；每逢假日，連隊裡幾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串門玩耍，她卻趁此良機靜靜地寫上幾天。

　　冬天，她參加伐木隊，進了久已嚮往的東北大森林——小興安嶺。每日清晨，她起得很早，事先磨好斧子，上山就拼命地幹起來，一天任務半天完成，餘下的時間就看書寫作。那黑暗的帳篷，楊木杆兒搭成的床鋪，烤不幹的棉靰鞡，對她都是那樣親切。當濕的樹杆兒在她枕邊萌出嫩芽的時候，詩情畫意便從她的筆端流了出來，她在《文匯報》上發表了散文《大森林的主人》和短篇小說《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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