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 上頁 下頁
張抗抗(1)


  作者:李楊楊

  和所有的同齡人一樣,張抗抗沐浴過燦爛的陽光,遭遇過文革的苦痛,人人都是中國生活舞臺中的一個角色。然而張抗抗能成為一個作家,達到思想與藝術的輝煌,卻有著大背景下屬于她自己的生動故事。

  一

  張抗抗在建國後的第二年即1950年7月3日出生於杭州。她家原籍廣東新會。關於名字,張抗抗說:「按照我父母後來的解釋,『抗抗』這兩個字,不僅因為他們相識於抗戰時期,也不僅因為我在抗美援朝這一年夏天『呱呱』落地,而是希望我因此只有一種頑強的抗爭精神。由於我的名字註定要同抵抗、抗禦、反抗等相聯繫,我想我的一生大概將會永遠不得安寧。」果真如是,抗抗兩歲那年,就跟著父母進了審幹學習班。爸爸媽媽這對抗戰後期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因受到政治上的誤解,被迫離開《浙江日報》。她的爸爸,為革命做過多年記者、編輯,不得不改行當了車工、泥水工、搬運工。幾十年的逆境,他下氣餒,也不向任何人訴苦,這對女兒的成長,有著深刻的影響。張抗抗說,「我從小看到他那種對黨、對革命的真誠和豁達開朗的性格,常常使我深深感動和難過。這對於我這個有志于文學創作的女兒來說,個僅在心靈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也對我的世界觀、意志、道德觀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她的母親,單純、善良、富於同情心和幻想。青年時代曾寫過兒童文學作品,1948年輯成小冊子出版,取名《幼小的靈魂》。這位有志于文學的青年,由於受到丈夫的株連。也改行當了中學語文教員。在逆境中,她把對生活的愛、對文學的愛,全部傾注在女兒身上。抗抗剛會說話就開始背詩,聽媽媽講故事、唱歌。到了上學的年齡,便跟媽媽一起上學校,每天步行,早出晚歸,在路上聽媽媽講故事、念詩、學普通話。

  媽媽過生日,她寫詩送給媽媽,第一句是:「我不知道媽媽為什麼那樣愛詩?」

  大概從那時起,她對文學就發生了興趣。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問媽媽:「你和爸爸常常講到的『點心』(典型)為什麼不給我吃呢?」媽媽吃驚而又好笑地看著女兒說:「點心(典型)是在書本裡的,你長大就可以吃到了。」

  十歲那年,她從客人那裡得到一個漂亮的日記本,就用歪歪扭扭的字把每天做的事情記下來,整整記了四大本。

  家庭經濟不寬裕,母親不能打扮女兒,平時連冰棍都很少給她買,但女兒的學習用品卻無論如何也要保證。北京、上海來了好劇團,一定要買甲級票,帶著女兒去看;回來後,要求女兒複述故事。

  西湖的群峰和岩洞給了小抗抗許多美好的幻想。玉泉植物園是他們全家星期天最愛去的地方,在鬆軟的草坪上鋪一塊塑料布,吃著從家裡帶來的便餐,接受爸爸關於草木常識的嚴格考試,然後給媽媽朗誦一首新準備的將參加電臺錄音的兒童詩……

  每到暑假,母女便去鄉下外婆家。那江南水鄉的拱形石橋,兩岸
  的桑林,綠色河道兩岸開著紫色的小花,游到淘米籮裡的小魚……都
  使小姑娘充滿了對生活的愛。
  媽媽常從學校藉口許多書:《灰姑娘》、《丘克和蓋克》、《魯濱遜漂
  流記》,都是小姑娘非常喜愛的書。有一天,她生病在家休息,兒童書
  都看完了,便從媽媽枕邊摸出一本剛出版的《苦菜花》,這個三年級的

  小學生,就似懂非懂地看起來。小說中廣闊的世界使她驚奇和神往,她覺得文學家真可愛,能告訴人們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

  從那以後,她讀了大量的小說和散文,凡是出版的新書,只要能夠弄到的,她幾乎全讀了。她最喜歡《青春之歌》、《紅岩》、《歐陽海之歌》和《青年近衛軍》、《卓姬和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她說:「這些充滿革命英雄主義的作品,對我世界觀的奠定和文藝觀的形成,發生了積極的影響,古麗娘的第四高度,對於啟發我不畏艱險攀登文學高峰是一種巨大的力量。我覺得文學應當幫助人們的精神變得高尚,幫助人民剷除一切自私和不道德的東西,去保衛和建設自己的祖國。」

  小學五年級那年,她在上海《少年文藝》上發表了第一篇習作《我們學作小醫生》。不久,她收到一位素不相識的編輯的來信,叮囑她千萬不要驕傲。這位編輯就是兒童文學作家任大霖。她不僅是抗抗少年時代學習寫作的引路人,今天,仍然是她創作的老師。她考進中學以後,又發表了記敘文《五彩的牆壁》和《採茶》。她較早地開始創作實踐,並且看到了自己掌握文學形式的可能性。

  二

  1963年,張抗抗考上了浙江省的重點中學——杭州一中。當年,魯迅先生從日本回國後曾在此任教,現在校園裡還設有魯迅紀念亭。張抗抗高興地邁進了這所學校,但是不久,她就感到了社會、學校對她的冷漠:班委委員的「職務」被罷免了;與家庭劃清界線這個要求,不斷地向她提出,而對她多次的入團申請,卻是考驗了又考驗;政治考試她雖然和同學們的答案完全一樣,卻只得了三分;政治老師認為,關於「如何同家庭劃清界線」一題,出身不好的學生,答得再好也不配打五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她連參加國慶遊行的資格也沒有了。她過早地承受了精神壓力,也過早地成熟起來。當然,那時她還弄不明白為什麼社會越來越向「左』傾斜,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

  她感到幸運的,是她在中學的三年時間,遇到好幾位極好的語文教員,使她受到較好的教育和文學薰陶,使她懂得了祖國語言的美,文學遺產的豐富和寶貴。她的作文經常被拿到班上作範文分析,還得過年級作文比賽第一名。她在回憶那一段生活時說:「像我這樣一個被人另眼看待的『醜小鴨』,也只有亡語文老師那裡才能得到一點溫暖、鼓勵和關懷,至今我還感激我的幾位語文老師。」

  那時候,學校每年都有文藝匯演,她和同學一起自編小話劇參加演出,像《鬥爭在繼續中》、《地下少先隊》等,這些戲都表現出作者的才能和天真活潑的心靈。

  她在少女時代,愛好十分廣泛。她喜愛朗誦詩、演戲、音樂和幾乎所有的藝術形式,她更喜愛讀文學作品,特別是童話和蘇聯的名著。

  社會、學校、家庭和書本,不斷武裝她的頭腦。儘管有父母、老師、同學的愛,但現實中許多無法理解的矛盾,使她決心執行「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選擇」的崇高格言。

  從那時起,文學就和她結下了不解之緣,使她確立將來一定到工農中去從事文學創作的思想;她甚至有過不念高中,要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去的打算。

  到了十六歲,正是她狂熱地接受外界思想的時候,十年動亂便開始了。報上那些激烈的極左宣傳,一個個駭人的浪頭,把她捲進旋渦,又一步一步地把她從父母身邊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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