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柯岩(2)

柯岩(2)

　　賣油娘子水搽頭，
　　做鞋婆子赤腳走，
　　瓦木匠人沒房住，
　　賣鹽的老頭喝淡粥，
　　織布娘，光脊樑，
　　種麥的人兒吃菜糠，
　　打席的，躺光床，
　　抬棺材的死路旁……

　　不平的歌，使她滋長了心中的不平。她每天手不釋卷，同書中的人物相親，而鄙棄同學中那些胸無大志，專講吃喝打扮的闊家小姐和紈絝子弟。

　　柯岩小時候，性格潑辣，很像個男孩子。從小她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得不到獎學金，或考不上公費學校，就要失學。因此，她像哥哥姐姐一樣，孜孜不倦地奮鬥著，以至多次跳班成功。這時期，這位才十歲左右的小姑娘，文學的情愫已有表現——當父親接到她的一封富有文學色彩的信後激動地對家人說：「我們家要出謝冰心了！」

　　十二歲後，柯岩先後在雲南華僑中學、保山師範、昆明越秀中學、昆華女師等校讀書。在昆華女師時，她每天盼著語文課，因為每堂課都使她學到了不少渴求的東西。那位女老師邊背邊寫王勃的《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蠢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這位可敬的老師，不僅在寫作和對文學的愛好上深深地影響了柯岩，而且在思想上，教育她愛國，愛偉大的祖國。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四位要求民主、反饑餓的愛國青年被打死，聞一多說：「這是中國最黑暗的一天。」在這黑暗、恐怖的日子裡，柯岩擔任了昆華女師罷課委員會主席，整天和同學一起去西南聯大，參加民主集會，跟大學生們共同發誓要為死者報仇。女師的學生多是窮苦人家的子女，校方說她們罷課是受了共產黨的操縱……而柯岩，由於受父親的影響，認為無黨無派最清高，還以為她積極參加這次民主運動，完全出於正義感，出於對國民黨統治和黑暗現實所表示的強烈不滿。

　　抗日戰爭勝利後，她隨哥哥在重慶呆了一年，後跟難民輾轉到湖北，那時所有的學校都過了考期，只好先到修道院學英文，到打字學校學打字，還在新聞講習班學新聞；半年後入了冬季招生的希理達中學讀最後一年中學。那時，柯岩對寫作的鍾情已顯端倪，1947年在校刊上發表散文《我的同窗》，在《湖北日報》發表《夜》和《孤獨》。在揚子江濱，她讀書讀到1948年，便考入蘇州社會教育學院戲劇系，正式接觸了戲劇藝術。翌年5月，蘇州古城迎來了解放，十九歲的柯岩滿腔熱情地參加了革命，來到北方，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從事劇本寫作。

　　剛剛和平解放的北京，瘡痍斑斑，城市要建設，人民要教育。公安部很快把成千上萬的妓女集中起來，安排進八九個婦女生產教養院，給她們治病，並進行教育和改造。年輕的柯岩參加了這一工作。這些妓女，絕大部分都是在民族壓迫、階級壓迫中被糟踏以後轉賣到妓院的良家女子，她們過著非人的生活，每人都有一部血淚史。柯岩憑著對曹禺的《日出》、托爾斯泰的《復活》、清代小說《九尾龜》及翻譯小說《亞瑪》的瞭解，她熱情地到北京婦女生產教養院，參與對妓女的改造工作。柯岩悲憤地聽著她們憤怒的控訴，她們哭，柯岩也哭。她們那些悲慘的生活情景，時時折磨著柯岩的感情，強烈地震撼了她的靈魂。她雖然從小也經歷過戰爭、貧窮、饑餓和痛苦，但從沒有從階級的觀點去認識這人世的不平。當舊社會的膿瘡以這樣可怕的形式集中地展現在她的眼前時，她那天真的無黨無派的要作純粹的「藝術家」的幻想，就徹底地消溶在這血與淚的海洋裡。柯岩說：「公開剝削與公開賣淫，都是幾千年人類社會裡最可恥最無人性的行為。而共產黨，卻決心徹底消滅它們，這是多麼光明、多麼偉大的事業呵！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能拯救地獄裡的奴隸！」於是，她提出了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的要求，說「我也要加入這個行列，並為之奮鬥終生！」她認為，這是做人的道理和應該走的光明大道，是對正義和真理的真正追求。

　　1950年，青年藝術劇院組織了「文化列車」，到群眾中，為工人、鐵道兵演出。1953年，她參加了赴朝鮮慰問團，接觸了最可愛的人和英勇的朝鮮人民。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最初的這些年，柯者利用各種機會深入生活，廣泛接觸群眾，先後創作了由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北京電影演員劇團、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上海兒童藝術劇院等分別演出的獨幕劇《中朝人民血肉相連》及歌劇《爭取早團圓》（1950年）、《相親記》（1957年12月號《劇本》）、《娃娃店》（1957年）、〈雙雙和姥姥》（1959年）等，還寫了快板、劇評、影評及一些散文和詩歌。

　　二

　　一個從冬天走出來的人，會更愛春天。

　　柯岩的童年，雖然不是一場惡夢，但她也備嘗苦辛，更看到了黑暗，她幻想著春天，憧憬著美。解放後，孩子們歡樂而充實的生活使她羡慕，她對他們的一切都感興趣，並為之吸引。

　　「給孩子寫東西，對不熟悉兒童生活的人，是很難很難的事。」柯岩說，「我開始寫第一篇兒童文學作品純屬一個偶然的機會。」但從她的經歷和氣質來看，首先在兒童文學上取得成就倒是生活的必然。

　　1953年，她二十四歲，已經同著名詩人賀敬之結婚。有一次，賀敬之皺著眉頭寫了一夜，卻只有短短的幾行，並有大量塗改，於是她驚訝了：「你怎麼了？什麼東西這樣難寫？」

　　賀敬之多年來養成了自己的創作習慣，他輕易不用稿紙，而是醞釀呵，默誦呵，念念有詞地寫到小小的紙片上，只要一坐到桌前，構思就是成熟了，一夜煙霧繚繞，第二天准是碩果累累，創作出優美的詩篇。這一次，他是為了響應號召給孩子寫東西，卻沒有想到給兒童寫作卻這麼難！

　　是的，為孩子們寫作，並非容易。兒童文學既有文學的共性，又有它的特性。對兒童生活沒有研究，即使是大作家，也不一定寫得好。

　　柯岩看看賀敬之的稿紙，安慰他說：「你睡去，我來試試。」說完，她便坐到桌子前。平時她對兒童的感情及對兒童生活的記憶，都像海潮一樣在心裡洶湧起來。這一天，她一共寫了九首兒童詩。賀敬之起床後，半信半疑地讀著，他的眼角漸漸出現了笑意：「真奇怪！你什麼時候積累的這些生活？也許，這和你的氣質是相近的……」他很快幫助柯岩選了六首寄了出去。《人民文學》發表了其中三首，這就是1955年12月號上柯岩的《兒童詩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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