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茹志鵑(4)

茹志鵑(4)

　　七、真誠地敬獻

　　茹志鵑於1949年4月隨著後繼部隊渡過長江，進入一個新的天地，她被留在南京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從事專業創作。

　　1955年，部隊大批女同志轉業到地方工作，茹志鵑也從南京軍區政治部文工團轉到上海作協分會《文藝月報》社當編輯，從事業餘寫作。這時，她已和劇作家王嘯平結婚，並且有了孩子。緊張的工作、繁忙的家務勞動與艱苦的創作，發生了激烈的碰撞，三者互不相讓，各自有著自己的地盤。為了互不影響，她給自己制定了一個「三三」制的工作計劃。白天上班從事編輯工作，晚上從九點到十二點先帶孩子睡三個小時，鬧鐘一響再起來寫三四個小時，然後再睡一段時間。她以頑強的韌勁，保證「三三」制的實行。

　　辛勤的耕耘結出了豐收的碩果。

　　《關大媽》寫于1954年。這篇小說無論是作家表達思想，攝取生活的方式，還是藝術手法都迥異於她後來的作品。小說描寫了一位為革命無私地獻出一切的光輝老媽媽形象，她是埋藏在作家心中的無數革命者的典型代表。英雄性格展示得比較充分，加之作品充滿了摯熱的愛和崇高的理想，因此讀起來頗令人感動。只是由於過分注重故下情節的敘述，而忽略了人物個性的刻畫。

　　繼《關大媽》之後，作家打開了生活和思想的閘門，一發而不可收。《妯娌》、《百合花》、《高高的白楊樹》、《如願》、《澄河邊上》、《春暖時節》、《里程》、《靜靜的產院》等一篇篇新作相繼問世。何大媽、靜蘭、譚嬸嬸、新媳婦等一個個平凡而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躍然紙上。茹志鵑用自己的藝術實踐，點綴了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畫廊。在藝術描寫手法上，作家也進行了新的刻意追求，從類型描寫轉到性格刻畫，藝術風格和創作個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中，她共寫了二十多篇小說，三十多篇報告文學、散文、特寫以及詩歌、電影劇本等，出版了《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產院》、《百合花》、《關大媽》等短篇集。

　　創作上的豐收和藝術上的新突破，給文壇帶來了「春」的氣息，她的創作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注意，老作家茅盾、冰心、魏金技、王西彥及評論家侯金鏡等都相繼撰文評論茹志鵑的作品，肯定她在藝術上取得的可喜成就。與此同時，也不時地吹起一陣陣涼風，搖動著「百合花」和「白楊樹」。1961年前後，評論界圍繞著茹志鵑的作品展開熱烈的討論。作協上海分會先後舉行四次討論會，茹志鵑也應邀參加。討論內容主要集中在作品題材與風格的關係和人物創作兩個問題上褒貶迥異，眾說紛紜。

　　茹志鵑堅實地走著自己的路，不回頭，不怯步。1960年她離開了編輯工作崗位，從事專業創作；1961年被選為作協上海分會理事。

　　八、《百合花》——創作道路上的標誌

　　《百合花》集中了茹志鵑藝術風格之精華，堪稱為前期代表作。同時，也是一朵與作家命運息息相關的心靈之花。她說：「《百合花》在我創作的歷程中，是關鍵的一個作品，是使我鼓起更大勇氣走上創作道路的一個作品。……這個作品跟隨我經歷的波折不算小。同志們說我在創作上還有希望，尚可發展，曾以《百合花》為例；而『四人幫』搞文化專制主義，冠我以『文藝黑線的的金字招牌』也以它為例；較多的讀者記得的也還是它。那麼就讓它明明白白地，作為我創作道路上的一個標誌吧！」（《百合花》後記）

　　1958年，茹志鵑寫成了短篇小說《百合花》，先後寄出去兩次，都被退了回來，最後終於在〈延河》上發表了，就在小說發表三個月之後，茅盾向讀者推薦了它，這——給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茹志鵑回憶說：「已蔫到頭的百合，重新滋潤生長，一個失去信心的、疲憊的靈魂又重新獲得了勇氣、希望，重新站立起來，而且立定了一個主意，不管今後道路千難萬險，我要走下去，我要挾著那個小小的卷幅，走進那長長的文學行列中去」。（《說遲了的話》，收入《惜花人已去》）

　　《百合花》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小說，得到了茅盾的熱切關注，說明先生具有慧眼卓識，說明它確實是一朵盛開的藝術之花，是當時文壇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茅盾在《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一文中，對《百合花》從篇章結構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現手法都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透徹入裡的分析。茅盾先生將《百合花》的風格概括為四個字：「清新、俊逸」。

　　《百合花》確是一篇使人「滿意」，令人「感動」的詩篇，優美、抒情、清新、自然。作家努力將生活中發掘出來的美加以提煉、昇華，巧妙編織，給人以藝術享受。茹志鵑說：「我要用我這雙眼睛，在大家共見的生活中，去找出單單屬我的東西」。（《百合花》後記）

　　茹志鵑因《百合花》而成名，在榮譽面前，她考慮的是更艱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勵為動力，在創作園地裡開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發表的第二年，是她創作豐收的一年。這一年，她除了堅持編輯工作之外，還寫了五個短篇，五篇散文及一個短的電影故事。

　　茹志鵑奮發圖強，一是為了不辜負先生及其他關心她的評論家和喜愛她作品的讀者；另一方面，也還有當時不願為人所知的原因。1957年以後，愛人被錯劃成右派，開除黨籍、軍籍。她帶著兩個孩子，背負著沉重的經濟和精神負擔，她要用自己奮鬥的成績，為孩子們創造一個不受人歧視的環境；她要用創作上的累累碩果，安慰正在「改造」中的丈夫。茹志鵑是一個不苟言談，說到做到的實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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