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黃宗英(3)

黃宗英(3)

　　那一次，在成都，12月6日，我們陪她還到四川大學為學生作關於報告文學創作的報告。黃宗英說：「前次來成都，你們四川人說歡迎我回到家鄉，啊，因為我曾經是梅表姐（她在電影《家》裡演的角色）。這一次也是回家……我們的心是通的，我們都為我們的國家擔憂、分心。說到電影，我沒有想當演員，說到文學，我沒有想當作家。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被推向藝術舞臺的。父親有很多書，三十年代我讀《福爾摩斯》。我哥哥辦報，叫《黃金時代》，不到十歲就給他投過一篇稿。可我在高中的課桌前只坐過兩個禮拜，說到文學，就不能不說我的道路。時代的風雲是文學的父母，有什麼樣的遺傳因子，就有什麼樣的染色體。詩人周良沛當年寫《軍號》、《雲南的篝火》，沒想到現在又寫苦牢……我是沒想當作家的作家。是時代把我推向了前沿——你閉著眼也得『開槍』。人要學會走路，得先學會摔跤——這是我最熟悉的格言。我孩子說『黃宗英連世界觀都沒有還寫作品』。當然世界觀是有的，但我寫的是我自己。文化大革命中我怕天亮，因為天一亮不知要發生什麼事情。我和王丹鳳（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洗的衣服可以晾一個大操場；回家時用一個小包帶幾個小炸糕還得笑著回，把一切憂愁包起來……」她還講到，在勞改隊當隊長，帶著巴金、吳強等一群名作家組成的「牛鬼蛇神」，「深挖洞」，竟奇跡般地「修築」了「地下長城」——兩條150米的防空洞。她勞動時，工人老找她談話，讓她到食堂，4點起床洗菜，後又隔離，同《收穫》主編頂牛（她屬牛）。當時趙丹被關了五年二個月，出來後又去幹校；三個孩子都在插隊，全家「一片紅」。那時她看到孩子那樣的處境心裡難過，很想改變他們的命運。她寫了一篇批判資產階級走資派的文章，經過編輯的修改，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後，受到孩子的一致批評。黃宗英說，這真是一生最難忘的：人不能失真，不能失節！張志新就是一個榜樣。「今後，不管做人還是做文，不能愧為一個作家，要真誠地對待人民！」黃宗英又說：「人家要我寫打擊經濟領域走私犯的報告文學，我問他們；你們是要打蒼蠅還是打老虎？打蒼蠅我是不去起哄的。一個人，只有有所不為，才會有所為。生活道路上，人人都會有選擇——有的是自己選擇，有的是社會強迫你選擇。」接著她講她的演員生涯和文學生涯，「當年，我去演戲，老家聲明說我要演戲就不認我了。1958年，人人是詩人，都說寫詩不難；現在都說寫詩難，太難。不知這叫進步，還是退化。上官雲珠如何經過精神上的屈辱、靈魂上扭曲，最後成了優秀演員。1959年我退出了舞臺，拿起了筆。在複雜的時代，要寫什麼，不寫什麼，應該清楚，不能隨便給誰增加分量。我寫優秀的藝術家，也寫普通人。但我不寫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人物事物和世界。我去過美國、法國和日本，很抱歉，我什麼都沒寫——我不能寫『到此一遊』。」

　　黃宗英也許因為早年職業的原因，她的口才不錯，演講富有鼓動性煽動性，但她的話是真誠的，所以才很能打動人心。

　　她覺得西藏是個謎，是個說不清的的謎。親眼看到西藏人磕長頭之後，她沒有懷疑他們的虔誠。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國「磕長頭」整整磕了十來年，不知這是虔誠還是愚昧。

　　「你能譴責他們嗎？作家不能譴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如果，我能在那裡生活兩三年，也許還能帶回兩三塊小『炸糕』笑著回來，但我不能寫。我找不到真正的火把，但還能看到火星。在巴黎的凡爾賽宮，國王的包廂有一個可以溜掉的小門，這很值得人們深思……」

　　最後，她對大家說：「拿筆的人，首先要有熱情；塑料花是沒有生命的，我寧願作山頭上的小野花；作家主要靠記憶儲存來寫作，人在忘我的時候記憶力最強，最悲痛最緊張的時候都是記憶力最強的時候，記憶力最強的文章，才最有深度。生活上，我首先是一個普通人，但認識上要比普通人高，這樣才能打開真正生活的通道，我寫過許多度稿，江青抄我們的家，凡有字的紙張、紙條都抄走了，其中有一麻袋我的廢稿。文學創作上我追求親切，這是我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時代的折光，通過我們的筆，留下一點兒腳印，所以作家負有聖潔的使命。文學上我有不能勝任的題材，但我努力駕馭我的所長。如果我們的希望都能變成實踐和行動，希望才是真誠的希望……」

　　成都幸會期間，我們幾乎是形影不離地一起度過的。那時她正在寫作報告文學《小木屋》，為了給這篇作品補充生活，她又要到四川鄉下採訪。我同周良沛、徐靜一起背著抗著為她送行，在分別的那一刹，心裡突然湧出許多要說的話，可我一句也沒說。望著她已經灰白的頭髮、遠去的背影，我心裡暗暗地祝她「保重！」

　　一晃幾年過去了，黃宗英仍在國內雲遊採訪寫作，我又去了法國，在埃克斯馬賽第一大學任教。1985年夏天，法國朋友從巴黎打電話給我，說中國作家黃宗英、張抗抗等人要來巴黎。這個消息打亂了我的生活節奏：扔下案頭的寫作計劃，急忙買車票，與妻子一起從馬賽北上巴黎，去會見剛參加德國柏林國際文化藝術節之後、又分別應法國和華人之邀順訪巴黎的中國作家們。

　　代表團到巴黎後一分為二：黃宗英、西戎、方冰、劉劍青等人由法國華人接待，張抗抗、北島、舒婷、傅天琳、孔捷生等人由法國接待。

　　我和他們同一天到達巴黎。他們之中，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熟人，有的只是神交。

　　我到巴黎一下火車便直奔會場。張抗抗、北島、舒婷等正在回答與會的法國朋友和中國留學生的問題。挨著我的是大名鼎鼎的林希翎，她正拿著一本剛在香港出版的《林希翎自選集》和一份打印好的《致鄧小平萬言書》向一位新華社記者述說著什麼。會後，我同張抗抗等人說話，這時才知道黃宗英等參加了華人僑界為他們舉行的歡迎會。我送張抗抗舒婷他們每人一支一尺長兩個手指那麼粗、巴黎最大的圓珠筆作為留念。這如椽巨筆自然包涵著我一份心情，意思是希望他們以後寫出偉大的作品。

　　會後我到中國作家下榻的王子旅館找黃宗英，但她還沒有回來。我只好留言給她，並留下我在巴黎的電話。作家們在法國安排的行程十分緊張。要想抓住他們頗不容易。不過巴黎的電話總算沒有使人失望，我和黃宗英通過電話，也算見面。她讓我同他們一起遊覽巴黎，而我的計劃又不允許。這樣，只好等以後再見了；於是，我要送給她的繪有達芬奇名畫蒙娜麗莎的瓷盤，也只好保存在我身邊。

　　又是幾年過去了，黃宗英的消息時常見諸報端。她在《人民日報》上以「雲中走筆」為題，連續發表她在中國最大的實驗田——深圳特區——的所見所聞所思的文章。可以說在作家隊伍裡，她是最早置身於時代潮的一位勇士。她在「題記」裡說，人家說她是屬雲的，可是雲也有腳，而自己，闖天涯，遊海角，連個永久通訊處都沒有。那時她在蛇口還辦了一個影視公司，還辦書店，任廣東蛇口工業區主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對於人生，她信奉「人活著是為了給，不是為了取」，又遵循「義所當為，毅然為之」。她是一位奮鬥型的拼命三郎，心裡只有事業沒有自己。她從法國等處朋友那裡籌集了一筆鉅款，不料竟被一位神秘失蹤的香港合作者拿走了，於是她的夢想成了夢，文壇和新聞界便有了走紅數年的大新聞。她還有過一場官司。雖然她的事業受到致命的打擊，精神受到創傷，但她沒有停止她的藝術活動和創作。1987年，春末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電話，說她就在我們北京語言學院。她是在我們學校拍片子，住在一間普通的學生宿舍裡。我請她到家裡吃飯都擠不出時間，就在攝影棚隨便吃點什麼。再後來，中央電視臺播放那部大型紀實影片《長城》時，在長城上，風塵僕僕，又看到了她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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