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黃宗英(2)

黃宗英(2)

　　宗英記純德摸福

　　老閻同志：
　　詩人不寫詩章，更令我為難；
　　叫我寫點什麼？為你的壽誕。
　　恰今朝錦江畔，
　　同訪楊升庵，
　　弄不懂他為什麼與土地相揖？
　　鬧不清他緣何又與福字毗連？
　　閉著眼，
　　福——，究竟在哪邊？
　　睜著眼，
　　福——，本在咫尺門！
　　一個福字，天地人寰，
　　千種解釋，萬種心願。
　　既然來到這世上，
　　誰都有呱呱墜地的宣言。
　　願我們年年生之日，
　　嚮往裡再生出新天。
　　祝你活得像成都的小吃——
　　多彩、麻辣、香甜！

　　1982年12月5日

　　這首急就章，是黃宗英在我們吃飯時即興隨手寫在我的紀念冊上的。寫完詩，她又在「老閻同志」左上角用紅筆寫了三個字——「正當年」，然後又用紅筆不規則地框起來，活像書法家寫完字蓋的那枚具有傳統美的印章。詩的結尾處的右下角，又用紅筆寫了一個「壽」，也用紅筆框起來，也像一枚印章。

　　她寫好之後，在還沒有交給我的時候，已被周良沛搶去欣賞，然後又是徐靜和秦川，最後才交到我手裡。大家都說好，我心裡很佩服她的才情和文思。

　　我曾給黃宗英寫過幾次信，但沒有得到一次認真的回答。我理解，因為八方雲遊的她，沒有時間。那一次，成都錦江飯店，我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她說她也有了一個機會——彼此可以上天入地「聊」，於是我便有了一個滿意的回答。

　　黃宗英於1925年7月13日（農曆五月二十三日）生於北京一個溫馨自在的家庭，祖籍浙江省瑞安縣。其父早年留學日本，為總工程師，她上有兩個姐姐兩個哥哥，下有兩個弟弟。她母親是姐姐們的繼母。九歲時，父親去世，兩個姐姐幫著撐持家庭，並把她打扮得如花似朵。黃宗英說，「我們家無所謂家教。小時候，爸爸老沒大沒小地攛掇著我們上樹、爬牆，還讓我們拿他當大馬騎。他還常年在戲園子裡訂包廂帶全家看戲，我們在學校裡開同樂會演戲、比賽演講、跳繩……爸爸都是最佳觀眾——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追孩族』。父母沒有說過一句讓我們好好讀書的話，但卻一個書庫一個書庫地給我們買書——什麼萬有文庫、中學生文庫、小朋友文庫……連寫著描金漆題綠字的玻璃櫃門的書架也一起買回來。姐妹兄弟們還辦起了『我們的圖書館』，還刻了章。」那時黃宗英最喜歡整理書架，把書攤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看來看去，那稚童之心是在尋找什麼呢？

　　黃宗英說她從未逾越過「家庭的薰陶」。她說：「小時候，我們家從北京帶到青島去的王廚子因患敗血症暴卒於醫院。爸爸說他是為我們家死的，出殯時爸爸披麻打幡，全家衣白送喪，厚葬於當地德國公墓。」這件事給她終生的影響——平等思想、報恩思想，仁慈、善良、公正，都揉進她生活的流程之中。

　　父親早亡，家道中落，孤兒寡母日子淒清。黃宗英小小的年紀便深諳世事，整日做著養家孝母供兄弟上學的夢。那時她夢著當護士，可母親說當護士太苦；夢著當文書，可人家嫌她小；但自始至終沒做過當巨星、當文豪的夢。她說她此生沒得到發展的天賦是當個好主婦。在她十來歲時，入冬課餘要做五雙棉鞋幫、織五副手套、襪子，還把五件毛衣拆舊更新加大。她的性格是，做什麼事都很認真，份內的事必得做好，份外的、搭不上手的也盡力試著去做。由於父親早逝，她二姐終身未嫁，為了弟妹；黃宗英十六歲演戲，為了弟弟讀書。

　　黃宗英四十年代步入影壇，六十年代又闖入文壇，她的《小丫抗大旗》和文革後的《大雁情》，都是讀者交口稱道的好作品，她的文名也早已名滿天下。文化革命前，於1953年初她寫出第一個電影文學劇本《凡平的事業》，之後曾到中央電影局編劇講習班學習，與李囗、白樺等人同學。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到浙江樂清縣當農民深入生活，1959年任上海電影製片廠編劇，為中國作家協會、上海作家協會及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會員。文化革命中下放江蘇宿遷縣勞動改造。後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從事專業創作。出版了詩歌散文集《和平列車向前行》（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散文集《愛的故事》（1952年，上海雜誌公司）、《一個女孩子》（195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及電影文學劇本《在祖需要的崗位上》（1956年，藝術出版社）。七十年代後，進入創作生涯的輝煌時期，她的報告文學、散文集《星》（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桔》（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和《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小木屋》（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都是新時期文學中的優秀之作，文筆優美、構思獨特的《大雁情》與《美麗的眼睛》均獲1977—1980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這些作品是她留給二十世紀的溫馨紀念。1995年又出版作品集《命運的分號》（與馮亦代合集，江蘇文藝出版社）、《我們倆》（與馮亦代合集，上海文藝出版社）及散文隨筆集《半山半水半書窗》（中國對外翻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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