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聶華苓(7)

聶華苓(7)

　　這部小說是以寫一個經歷了動亂又遭流放的女主人公的精神分裂的悲劇來象徵國家政治上的動亂在一代中國人心靈上所留下的創傷。桑青和桃紅是同一女主人公的不同時期的反映了不同人格的名字。故事發生在1945年至1970年，作者把二十五年間發生的故事加以濃縮和集中于桑青的一生。桑青的一生分為四個生活階段，每個階段各自成為一個獨立的故事，「但在表現主題那個題目上，四個故事又有統一性、連貫性。」

　　小說的第一部是《瞿塘峽》。純樸的桑青為了躲避日寇，同一批流亡學生在三峽險惡的激流裡顛簸漂蕩，他們被「困」在一條舊木船上，而船又「困」在風浪滔滔的瞿塘峽裡，小說中的老先生說：「咱們就困在古跡裡呀！」聶華苓說：「那不就是那個時代中國人的處境嗎？老先生象徵舊社會；流亡學生象徵新生力量。……」小說的第二部寫圍城（被解放軍包圍）中舊制度的崩潰，背景是1949年兵臨城下的北平，思想腐朽、全身癱瘓的翁姑，及她的胡言亂語，正是舊制度覆滅的徵兆。聶華苓說：「垂死的沈老太太就象徵舊制度；真空地帶的破廟象徵新制度建立前的荒涼。」第三部寫臺北閣樓人的內心世界，時間是1957年夏至1959年夏，作者利用外在的真實物象來反射人物內心的真實，甚至用了臺灣報紙上的廣告和新聞，如荒山黃金夢，三峰真傳固精術，分屍案，故都風物等，以及那些塵埃滿布，老鼠橫行，時鐘停擺、僵屍出墳吮生人血等細節，都反映了主人公的精神死亡，從而烘托出一個人們熟悉的殘酷現實。作者說：「但也是一則寓言故事：臺灣那個孤島也就是一個閣樓。」小說的第四部，寫走投無路的桑青逃到美國的生活，這時變成了「桃紅」。她到處受到美國移民局的追緝。小說家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國人——臺灣小說的放逐主題》一文中說：「當移民局官員問她若被遞解出境會去哪兒時，她的回答正具代表性：『不知道！』這話道破了現代流浪的中國人的悲劇，他們沒有地方可去，連祖國也歸不得，由北平流徙到臺北再到美國，沿途盡是痛苦與折磨。桑青精神分裂，搖身一變成了桃紅，這是精神上的自殺，她的傳統價值，倫理觀念全粉碎了，道德操守轉瞬拋清九霄之外，沉淪到精神上的最低點，陷入半瘋癲狀態。到故事結尾時，她還在逃避移民局的緝捕，在美國的公路上，一次又一次兜搭順風車，任由路人帶她往別處去……」

　　這是一個頗令人悲淒的結局。198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桑青與桃紅》，但作者有意刪掉了第四部分。聶華苓在前言《浪子的悲歌》中解釋說：「《桑育與桃紅》在國內出版，給了我一個反省的機會。歌德對一位年輕詩人談藝術創作時說：『永遠尋求節制。』我在《桑青與桃紅》中要表達太多的意義，要作太多的『不安分』的嘗試。那小說需要『節制』。因此，我把第四部分兩個分裂的人格互相鬥爭的故事刪掉了。」

　　作者強調說，這部長篇是一個安分的作者所作的一個不安分的嘗試。她借傳統小說敘述手法來描摹外在世界的「真實」，用戲劇手法講故事，以詩的手法捕捉人物內心世界的真實，而隨時又用那種發人深思的寓言筆法，這幾種手法的融和，使她的作品呈現出特有的風格和異彩。聶華苓說：「我在《桑育與桃紅》的創作中所追求的是兩個世界：現實的世界和寓言的世界。」為了達到這種藝術境界和效果，作者用不同的語言來描寫歷史的演進，事件的發展，桑青的變化。小說裡奇特的語言（單字、單句、以至畫兒等）是為作者要表現主題服務的。作者說：「不同的精神狀態需要不同的語言來烘托。《桑青與桃紅》裡的語言從第一部起，張力逐漸加強，到了第三部桑青一家人逃避警察的追蹤，躲在臺北一閣樓，他們的語言就不可能是一般人正常的語言了。閣樓裡的語言是：一字、一句，簡單，扼要，張力強，甚至連標點符號也成了一律的句號了——那是恐怖的語言。」

　　「桑青」與「桃紅」—一從一個一片純真的少女桑青到一個縱欲狂人桃紅，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和身分。這部小說，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藝術探索上，在作者的創作道路上都是一座里程碑。白先勇說：「這篇小說以個人的解體，比喻政治方面國家全面瓦解，不但異常有力，而且視域廣闊，應該算是臺灣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他還說：「透過創造並刻畫這精神分裂患者破碎的世界，聶華苓深刻地比喻了現代中國極端悲慘複雜的命運，這篇小說異常有力，因為其中運用了不少象徵，作者把心靈上與社會方面的情況連起來，使二者互為輝映；小說中所描寫的本來只是個人人格的病態，但透過了連串的投射與轉置作用，卻象徵了整個國家的混亂狀況。」這些評語，說明了桑青一生悲劇的社會意義。

　　聶華苓於1988年6月發表在香港《博益月刊》上的小說《死亡的幽會》是她八十年代後期的一篇力作。小說中的主人公邁可、李莉、賽海兒都是現實中的人物，作者將國家、民族、文化、愛情觀的巨變、價值觀的顛倒、人性的升沉，通過人物命運的演進串在一起，深刻表現人性和現實。這篇小說的成功還得力于作者嫺熟的技巧：心理刻畫，烘托、暗示、象徵手法的運用，豐富的景物描寫，事件的陳述等等，都使小說成為一件真正的藝術品。

　　大陸—臺灣—美國，這是著名女作家聶華苓在人生道路上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1949年，當她離開家鄉時，她沒有想到能在三十年後看到魂縈夢繞的老家。她在散文集《三十年後——歸人劄記》的「前言」裡說：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我順著「往中國」的箭頭向前走。走
　　到羅湖橋上，我站住了，回頭看看——我走了好長好長的一段路
　　啊。

　　六月十九日，我順著「出中國」的箭頭向前走。走到羅湖橋
　　上，我站住了，回頭看看——中國走了好長好長一段路啊。

　　這幾句「前言」，是幾句發人深思的詩。三十年，中國有一部歷史，她也有一部歷史。祖國，暫時是落後的；故鄉，眼下還貧窮。但家鄉有前途，祖國有前途。當北京出版她的第一本作品時，她激動地告訴我：這是創作生命中最動人的一刻！

　　1981年，這位「文學組織的建築師」被紐希塔國際文學獎（NEU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 LITERATURE）聘為評判員。這個國際文學獎兩年頒發一次。評判團共十二人，從十二個國家邀請，其成員全部由作家組成，每個評判員可以提名一人。該獎的獲得者皆為世界名流作家。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詩人Czeslau Milog，即由紐希塔文學獎評判員推薦的。聶華苓是美國的評判員，她提名中國作家為該獎的候選人。同年4月，她被邀參加了馬薩諸塞州的衛斯理大學舉行的國際女作家討論會。為了表彰她在國際文壇上所做出的傑出貢獻，5月，她分別被美國杜布克大學和科羅拉多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6月，愛荷華州州長羅普·雷頒給她「傑出文學工作」（DISTINQUISHED SERVICE TO ARTS）的榮譽。1981年，與安格爾一起榮獲美國五十州州長所頒發的文學藝術貢獻獎（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ARTS）。這些榮譽是社會給予的，是她的辛勤勞作與為世界文藝的繁榮和交流而奮鬥不息的服務精神換來的。

　　隔著浩淼的太平洋，她把在北京等地出版的幾本書寄給我。她說：「……現在，我坐在愛荷華窗前，看著河水靜靜流去，想著國家的滄桑，歷史的演變，個人的遭遇——我知道我會不停地寫下去，但是，不會再為排除恐懼和寂寞而寫了。我要為故鄉的親人而寫。」

　　1987年9月30日，接她21日寄自美國的來信。信喜氣洋洋，一種歡樂撲面而來。她告訴我：臺灣又開始出版她的作品，百林出版社除1986年出版《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外，還重印了《失去的金鈴子》，並且在1988年邀請她去臺灣，同年退休。她還說：「《桑青與桃紅》已分別譯成南斯拉夫文（1984年由GLOBUS出版社出版）、匈牙利文（1986年出版）、荷蘭文（1988年由UITGEVERIJ ANDEKKEN出版），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於1986年出版全本修正版，倫敦將此書列入ALTERNATIVE BEST SELLERE嚴肅文學編輯所選的「暢銷書」；這部長篇共出版了十三版中文和其他文字的版本，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新的版本。她為花城出版社選編了兩卷《臺灣中短篇小說選》，還被北京廣播學院授予「名譽教授」、復旦大學「顧問教授」，並任香港《八方》文學雜誌顧問，1992年波蘭政府文化部首次將文學貢獻獎授予她，再後來1994年又被聘為臺灣文學獎的評委，曾在臺灣《聯合報》、《中國時報》及上海《小說界》上連載的小說《鹿園情事》1995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說選集《珊珊，你在哪裡？》……都是好消息！

　　1992年，一個不幸就像愛荷華州的洪水，幾乎給了她一個滅頂之災：安格爾去世了。這位事業上的支柱、生活上的伴侶的突然離去，給她以極大的打擊。但是聶華苓沒有倒下，她仍然為文學的理想工程奮鬥著。聶華苓在信中告訴我，她將不停地創作和工作，為了文學，為了祖國，為了世界……

　　1995年3月26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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