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聶華苓(6)

聶華苓(6)

　　《失去的金鈴子》寫的全是平常的人和事。小說通過主人公苓子的成長，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社會的一個側影。除了苓子外，還有尹之舅舅、寡婦巧姨、丫丫、莊大爺、莊家姨婆婆、鄭連長、新姨、黎姨、黎家姨爹等等，他們都是好人，都同在一個天地裡生活，「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想望和希求，每個人都各自被某些飄忽的東西所迷惑，所愚弄；他們每個人最後都失望。」（葉維廉《中國現代作家論·評〈失去的金鈴子〉》）

　　小說是要含有矛盾和衝突的。「但使本書成功的不在這些人之間的衝突，而是由於作者把衝突隱藏起來。作者在呈露角色時用著極其自然、幽默及毫不急迫的進度，而又不強調任何明顯的衝突。一切事物看來那樣靜態、那樣調和；然而，由於作者有一種捕捉氣氛的獨特的能力，把思想、行為和極其不同的兩代之間存在的氣氛呈現于讀者的感受網中，使讀者在表面祥和的生活中，意識到某種必將引起衝突的『惡兆』。所以當這個表面和諧的家庭開始破碎時，讀者就能深深地共感其哀，而作者東一把西一把的印象派的筆觸此時都能相互的產生有效的和鳴作用，使整個悲劇的情況加深。」（同上）

　　《失去的金鈴子》的故事多半是聶華苓從母親那兒聽來的。她在《苓子是我嗎？》一文中說：「我常常捧著一杯茶，坐在她臥房的椅子上，聽她閒談往事，瑣瑣碎碎，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我忽忽悠悠地聽著，也許根本沒聽進去，人的思想有時真像有鬼似的，要抓也抓不住，東飄一下，西飄一下。……我常常在這種半睡眠的狀態中，突然為母親的一句話震動了，清醒了。《失去的金鈴子》也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得來的。……抗戰期間我到過三鬥坪，那時我才十三歲（小說中的苓子是十八歲），沒想到多少年後，那個地方與那兒的人物如此強烈地吸引著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兒去重新生活。也許就是由於這份渴望，我才提起筆，寫下三鬥坪的故事吧。在回憶中，我又回到那兒，又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了。我仿佛又聞著了那地方特有的古怪味——火藥、黴氣、血腥、太陽、乾草混合的氣味。」

　　聶華苓在三鬥坪那段生活，成了她進行創作的一個源泉。當母親講三鬥坪的人和事時，原來思想裡蒙昧的東西，得到了印證，都清晰起來，早已沉入靈海深處的人、物、事，都被鉤了出來，活了！當即便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欲望，立刻就照著故事的本來樣子寫出了大綱。「我不單單寫那麼一個愛情故事，我要寫一個女孩子的成長過程。」成長的過程是莊嚴而痛苦的，是主人公在與現實搏鬥中一場無可奈何的掙扎。為了陪襯巧巧的個性，作者才「加進一個狂放、野性的女孩子。」

　　法國文學批評家蒂波岱（Thibaudet）關於小說創作講過幾句頗為精彩的話：

　　真正的小說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無盡的方面去創造他
　　的人物；冒牌小說家只按現實生活中唯一的途徑去創造人物。小
　　說家的天才不是使現實復活，而是賦可能性以生命。

　　實際上，這正是我們常說的：所謂文學作品，它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它只能是生活的再創造，而決非現實的照像或翻版。創造，是創作的靈魂。聶華苓說，她就是照蒂波岱這段話來創造苓子這個角色的。

　　聶華苓將小說寫好後，它的真正面目已與原來的大綱相去甚遠（對於創作來說，乃屬正常現象）。她說：「三鬥坪成了我自己的小天地，那些人物也變樣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始終是那麼膽小地揪住現實……」她還說：「文學除供人欣賞的樂趣之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是的，看完《失去的金鈴子》，讀者會有不同的思考和探索，通過小說中的人物的命運，自然會想到「現實」及矛盾中的社會前途。這正是這部小說成功的最重要的標誌。

　　聶華苓的小說中有許多詩。她以細膩的文筆、新穎的構思，為讀者描寫了許多迷人的風景：

　　……忽然聽見一個聲音，若斷若續，低微清越，不知從何處
　　飄來，好像一根金絲，一匝匝的，在田野上繞，在樹枝上繞，在我
　　心上繞，越繞越長，也越明亮，我幾乎可以看見一縷細悠悠的金
　　光。那聲音透著點兒什麼，也許是歡樂，但我卻聽出悲哀，不，也
　　不是悲哀——不是一般生老病死的悲哀，而是點兒不同的東西，只
　　要有生命，就有它的存在，很深，很細，很飄忽，人會感覺到，甚
　　至聽得到，但卻無從捉摸，令人絕望。

　　這是作者在寫秋蟲金鈴子的聲音，其形象力達到了奧妙的奇境。再如「突然一陣鳥叫，好像進濺的火星，灑滿了山野。這等令人叫絕的詩的語言，在聶華苓的作品裡是俯拾皆是的。

　　小說要收束了，但故事並沒有完結，作品中每個人物都在走自己的路。這正像大地上的小溪，有的將消失在無垠的沙漠之中，有的經過在萬山叢中的艱苦跋涉，曲曲折折，最終匯成巨流，奔騰咆哮。作品中的人物都走什麼路？沒有指明，其實作者也不可能指明。但是，「三星寨的故事還沒完。」「我要跳上那條大船，漂到山的那一邊，漂到太陽升起的地方，那兒也許有我的杜鵑……」

　　關於苓子這個形象，曾有不少讀者問聶華苓：「《失去的金鈴子》是你的故事吧？」「苓子是不是就是你？」她的回答是：「苓子是我嗎？不是我！她只是我創造的。但是，苓子也是我！因為我曾經年輕過。」這是個絕妙的回答。苓子是她，也不是她，這才是「小說」！因為小說反映的是那樣一個時代，那樣一種現實……

　　聶華苓的另一部代表作是1970年寫的長篇《桑青與桃紅》。蕭乾稱它為寓言體小說，「在創作方法上，她企圖綜合中國傳統的以及現代西方的技巧」（蕭乾《湖北人聶華苓》，載1980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熟悉魯迅作品的人，在讀這部長篇時，那象徵寫實的手法，會使人常常想起《狂人日記》。

　　這部小說於1971年在臺灣《聯合報》連載時半途遭禁，但它卻同時在香港的《明報月刊》上得以全本連載。《桑青與桃紅》發表和出版後，有人說它是現實主義，有人說它是印象主義，有人說它是象徵主義，有人說它超現實主義，有人說它是意識流。聶華苓說：「我不懂那些主義。我所奉行的是藝術的要求；藝術要求什麼寫法，我就用什麼寫法。我所追求的目標是真實。《桑青與桃紅》中的『真實』是外在世界的『真實』和人物內心世界的『真實』融合在一起的客觀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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