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聶華苓(2)

聶華苓(2)

　　1952年，胡適從美國到臺灣那天，雷震要她到機場獻花，她對胡適在《自由中國》與統治勢力衝突的時候擺脫一事，頗有看法。為了《自由中國》一篇《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胡適辭去了發行人的名義，明裡是「抗議」政府，實則是「擺脫」雜誌。聶華苓說：「這是胡適先生的一箭雙雕之功。」於是，她在雷震的桌上留了個字條：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先生獻花。這是一件美麗的差事，也是一個熱
　　鬧的場面。我既不美麗，也不愛湊熱鬧。請您饒了我吧！
　　聶華苓上

　　此舉使得殷海光十分讚賞，他拍著桌子連聲說好：「你怎麼可以去給胡適獻花！你將來要成作家的呀！」

　　那天晚上，雷震宴請胡適和《自由中國》全體同人。當聶華苓出現在門口時，雷震就大聲說道：「來了，來了！就是她！胡適先生，就是她不肯給你獻花！」胡適笑了兩聲，手裡拿著聶華苓寫給雷震的字條，說：「你寫得好！」雷震說：「我們正傳觀你的字條呢！」

　　由於聶華苓工作出色，成績顯著，她於1953年升任《自由中國》的編輯委員會委員，至1960年該刊被封閉，雷震被逮捕投入監獄為止。整整十年的編輯生活，使她結識了許多臺灣作家，思想也由單純逐漸成熟起來。她說：「我們不登那些反共八股，不參加黨部組織的作家協會，就一直受到干擾和攻擊。什麼『自由』呀！刊物上一點改革的話也不許登。雷震這位1917年就加入國民黨的忠實老黨員，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的許多重要職務，曾代表蔣介石參加國共和談，幫助國民黨制訂憲法，只因寫了篇《搶救教育危機》，立刻給開除了黨籍。」

　　1956年，蔣介石做七十大壽，《自由中國》在「祝壽專號」裡批評了他在人格上的缺陷和臺灣的特務統治，那期刊物再版了七次，讀者痛快了，但是「忠、直、憨、厚、拙」的雷震，孤立地挺立在寒冷的冬天，他以「煽動叛亂罪」被軍法判刑，整整坐了十年監獄，「成為民主運動的殉道者，也是人性中殘酷、自私、怯懦的犧牲者」。《自由中國》被封閉，其他同事也多被逮捕，聶華苓整天被人監視，成了一個「小孤島」，過著揪心的失業的日子，連給朋友寫信都不能。

　　1962年，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台靜農教授冒著風險，邀請聶華苓去做副教授，教文學創造，這使她有碗飯吃；不久，東海大學教授徐海觀教授也邀她去教文學創作。

　　她講課的寬大教室，總是擠滿了慕名而來的學生。當時，她年輕、漂亮，又是已有中篇小說《葛藤》、短篇小說集《翡翠貓》和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三部作品行世的女作家。她像臺灣文壇上的一顆光芒四射的彗星，在許多讀者的思想中留下了燦爛的烙印，尤其對青年學生，她有真才實學，課講得好，要求嚴，受到學生的歡迎。

　　為了教課，她經常在臺北與台中之間奔波。這期間，在來往奔馳的火車上，她偷偷讀了一些大陸出版的文學作品。魯迅的書在臺灣是被禁止的，也沒有人敢公開看。東海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藏有魯迅的書，只借給教現代文學和創作的教師，不借給學生。她第一次聽到魯迅「呐喊」就在這個時候。

　　從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聶華苓雖然有過生活的艱辛，對生活也有認識。但中國幾千年文明史的黑幕，究竟有多厚多寬，並不瞭解。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魯迅的成名之作《狂人日記》給她啟開了認識社會的一扇天窗，接著她又聽見九斤老太的口頭禪——「一代不如一代」，阿Q大聲的叫嚷：「造反了！造反了！造反了！……我手執鋼鞭將你打……」，她還看見《藥》裡的小栓吃著浸了死人血的紅饅頭，《故鄉》裡的閏土，《祝福》裡的祥林嫂……一個殘破的舊中國展現在她的面前，幾乎碎了她的心。「唉！誰不愛自己的祖國！」這是她心海裡引流出來的一條誠篤的河。

　　聶華苓有個人的恩怨，但這恩怨如一塊冰，終被時間的力量所溶化。

　　「自由中國」，她沒看到自由；雷震事件，傷了她的心……

　　1963年，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走訪亞洲。在臺北舉行的一次酒會上，聶華苓第一次認識了他。翌年，聶華苓跳出特務、孤獨和痛苦築成的囹圄，到了美國，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從事教學、寫作和翻譯。

　　新的生活，往往影響著人的道路和思想。到了美國，她那塊巨大的「恩怨之冰」加快了它的溶化速度。她說：「在這兒，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峽兩岸的社會，可以讀各方面的報紙刊物和書籍，可以接觸世界各國的作家和作品，這使我的視野擴大多了，感情冷靜多了，看法客觀多了！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名詩句來說明我的過去，大概是正確的。」

　　1970年，她同安格爾一道翻譯《毛澤東詩集》。為瞭解每首詩詞的背景，他們翻閱了不少有關中國革命的書，如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等，對中國的歷史事件如二萬五千里長征，都作了較細的研究，這使她明白了許多過去不明白的道理，認識了她向來懼怕的共產黨原來是為了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他們什麼艱險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帶，是為了幾萬萬人民和後代，他們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她說，「我訪問過七八個亞洲國家，心裡有個比較二見了印度就像見了舊中國：饑餓、貧困、落後、懶散、消極……到這時，我對新中國從怨到愛這個重新認識歷史的過程才算完成。」於是，在1978年，她第一次回到國內探親、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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