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柳溪(7)

柳溪(7)

　　這些肺腑之言表現了柳溪令人敬佩的真誠。現在，雖然她已是影響廣泛的大作家了，但她時時銘記在心的，是那默默地在為他人做嫁衣的不為人知的編輯們。她沒有把作品的成功都記在自己的名下，沒有讓才華掩藏其瑕疵。這是一個作家的高尚品質和良心。事實上，在我看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天生的作家，再偉大的作家，除了本人的條件和勤奮之外，在其作品出版、傳世的過程中，都無一例外地浸透了編輯人的心血。

　　政治上的屈辱，終於拆散了她的家庭。這個無法彌補的後果，使她大病了一場。

　　1957年，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柳溪卻有幸出版了第二個短篇小說集《爬在旗杆上的人》（中國青年出版社），內收《喜事》、《「責任事故」》、《金色的衛河岸》、《趕集》、《春》、《看家》、《爬在旗杆上的人》及《煩惱的人——使人煩惱》等八篇小說。這是她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主要作品，顯示了她思想上的深度、藝術上的成熟。從歷史的觀點出發，且不說藝術價值，即使認識價值，至今仍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爬在旗杆上的人》是其代表作，其中塑造了耿社長、工作組組長朱光、組員王玉琨、記者李震等人的生動形象，他們的舉上言談、性格、思想方法，現在和將來都會使人得到啟示。正像小說開頭說的那樣：「這故事發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說，這故事還在發生……」是的，歷史的重現並不少見，事實上，在固若金湯的思想意識裡，在我們的生活裡，再現這樣的人，再發生這樣的故事，是不會令人吃驚的。

　　六

　　炎熱的夏天，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了「大鳴大放」、「大字報」這樣的字眼。柳溪大病初愈，也寫了一張普通的大字報，貼在並不顯眼的地方，要求那個在「肅反」中對她大搞逼供信的人，回單位參加整風，同時還在《北京文藝》上發表了兩篇雜文：《搖身一變——教條主義哪裡去了？》和《要有這樣一條法律》。「大字報」、「雜文」，加上她同文藝界朋友的議論和談話，以及那篇著名的「右派小說」《爬在旗杆上的人》（1979年被編入《重放的鮮花》），於是便給她羅織了兩頂「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重要骨幹分子」的帽子。1958年8月，成了她二十年苦難的起點——她被開除黨籍、降職、降新，下放農村、農場、工廠，從事體力勞動，進行思想改造。

　　這種歲月的回憶是苦澀的。但從苦海中掙扎出的柳溪，卻有常人少有的樂觀情緒：「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這一漫長歲月的生活，對一個作家來說，也許正像俄國沙皇時代的許多革命者一樣，必然要到西伯利亞去充軍，這也未必就是一件最壞的事吧。至少，它使我更接近了人民，砥礪了意志，清醒了意識，也更理解了革命道路並不像我二十歲時所理解得那樣筆直、鋪滿鮮花，而是充滿了鮮血和荊棘。」

　　無論處境何等險惡，不管是在農村工廠勞改中受苦，還是在收發室、資料室受屈，只要她尚能呼吸，唯獨沒有忘記的是創作。那年秋天，柳溪被送到天津郊區「安家落戶」，應付了一些檢查之後，就偷著寫了幾十萬字的小說，其中題名《兩個父親》的長篇，後易名《紅薇傳》者，即是《功與罪》的前身。但她卻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被指為「幻想東山再起」。那時她在人生的悲涼之中常讀兩篇文章：尤利烏斯·伏契克在法庭上的答辯《絞刑架下的報告》，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這兩位完全不屬同一思想範疇的歷史人物的發言和文章，卻使她從中吮吸了無比堅毅的力量和難忘的教誨。柳溪說：「我不僅應該活著，而且應該奮發有為地活著……」所以，那不公正的批判，並不能熄滅她的創作之火。在北風呼號著的寒冬，她忘掉了「勞改」中的屈辱、緊張、疲勞，偷著記錄生活素材，做了大量的創作筆記，並利用幹部們每月四天回城休假之機，創作了中篇小說《王媽媽》。1959年，她又被集中在天津雙林農場改造。在那裡，每天十二至十四小時繁重的體力勞動，也沒有使她停止關於創作的思索。有一次，她因為思考一個故事情節，竟掉進溝邊的冰窟窿，棉衣棉褲濕透了，在跑回宿舍時，全身結了冰，活像一位身穿鎧甲的武士。為了烤幹棉衣，她只好請假，一個人倒插著門，披著棉被，盯著火光，沉思著。誰會想到，她又在繼續剛被中斷了的創作構思呢！

　　橫掃東方，風雲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中國的大地上自生自滅的一場將永載史冊的災難。柳溪說，這期間，「我所受的迫害和鬥爭，和廣大幹部、知識分子、人民群眾所受的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我受的比他們延長了一倍的時間罷了。」關於這段生活，她不願多說，我也不想多問，但她那些與創作有關的情節，我卻不厭其煩地窮追不捨……

　　1967年，中國的「造反派」正發高燒，於是掀起了一個抄家的高潮。對於柳溪來說，已無家可抄，然而，她也不會倖免。那時，她既無金銀，也無珠寶，只有偷偷寫成的那些比金銀珠寶更珍貴的草稿。柳溪總算把草稿都穩妥地轉移到鄰居——一個新華書店幹部——的家裡。但後來「牛棚時期」，她偽裝寫「認罪書」（上而擱著「認罪書」，底下放著創作手稿），寫了長篇小說《功與罪》中的幾個新章節，因臨時轉移，來不及把稿本收藏起來，還鎖在書箱裡。有一天，一幫人要檢查她的單間宿舍，她怕極了。柳溪說：「我那些稿子裡有一章標題為《幸福》，內容是寫小說主人公李大波做白區工作，偽裝洋車夫，從車站接來北方書記劉少奇同志，一路感到幸福的情感。那時我真是提心吊膽，若是被發現，不僅撈來一頂『劉少奇的孝子賢孫』的帽子、挨批挨鬥，肯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她後悔不該寫出來，要是裝在心裡那該多保險。但她總算躲過了這場大禍。她利用開箱取茶之機，就著他們轉身檢查別人東西的時候，順勢將稿本擬在手中，掖在褲子裡——讓它順著褲子掉在事先用帶子紮好了褲腳的褲腿下邊。

　　寫在這裡的，我不認為是一則文人軼事。它是那個時代的罪證記錄。柳溪說：「在我們的國家，把許多事情弄顛倒了。有的人，可以使用權力去搞打砸搶，卻不允許你幹正大光明的事業，做學問、創作，還得像賊一樣偷偷摸摸。我被迫演出這樣的滑稽戲令人疚心……」

　　這些我痛苦地實錄在此，也許會成為歷史和社會的一面鏡子。

　　1970年，她離開了勞動集中營似的幹校，在一片一級戰備聲中，以疏散之名插隊到天津西郊一個臨著獨流減河的一個小村。東躲西藏的稿本，也從沉睡中醒來，欣然陪伴著孑然一身的柳溪。這時她並不感到寂寞孤獨，雖然還戴著右派帽子，但是老鄉們的親近、關懷、同情溫暖了她的心。他們常擔心她的處境，為她的遭遇落淚。柳溪說：「我日夜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思想在一起，我可以忘情地大聲說笑。春天，有剛出生的羊羔和牛犢的叫聲；夏季，有可愛的蛙鳴；秋季，有蟋蟀的歌唱、卿卿的蟲聲；冬天，有串門的花貓同我說話，有呼嘯的北風向我喧嘩。每當夜深入靜，全村沉睡的時候，我便重新攤開稿本

　　就在這個小村子裡，她同善良的人民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八年，他們成了她的朋友、親戚，有的還是政治上和重病時的恩人。她寫的不少作品，有些還念給他們，聽取意見。

　　1975年，柳溪爆發了一場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和更年期綜合症。她躲在冰冷的小屋裡，想喝水都喊不到人。這時候，有一個從前認識的老朋友來伺候她的病體，使她起死回生。為了報答其恩情，柳溪和他在艱難困苦和暴風雨中組織了一個新的家庭。他是天津美術學院的畫家康明瑤。他早年留學日本，也被錯劃為右派，是一位為人耿直的知識分子（據柳溪來信雲，康先生于1993年7月9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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