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柳溪(6)

柳溪(6)

　　五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柳溪從黑夜裡走出，來到光明、自由的冀中解放區。她不知道應該如何表達自己愉快的心情，大概只有在遼闊的華北平原的懷抱裡放聲歌唱，才能表達于萬一。於是她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她朗誦高爾基的《海燕之歌》。她覺得她就像一隻出了樊籠，（羽中）向天空翱翔的鳥兒那麼自由、自在，革命再苦也是一種享受！

　　柳溪到達解放區後，先在《冀中導報》工作，認識了當時正在該報編輯《平原》副刊和《平原雜誌》的作家孫犁。孫犁回憶說：「……傳說從北京來了一位女學生，很洋氣。又不久，區黨委覺得我一個人辦刊物太煩勞，要把這位女大學生分配到這裡來……一天上午，女學生姍姍而來，坐在了我的門板上，這就是柳溪。我和她作了簡短的談話……」這是孫犁未見到她之前和最初見到她的印象。其後，她擔任過冀中軍區司令部秘書、中學教員等。1947年土地改革時，她熱情地投入了這一工作，並深深愛上了農村。她回憶說：「那時我有幸和康克清大姐同在饒陽縣北官莊搞土改，這位革命老大姐對我非常熱情，經常給我捉頭上的蝨子，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也是這個時候，孫犁對她還有一段回憶：「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饒陽、博野之間的田野裡雲遊，忽見一個農村少婦，兩手把一個肥胖的嬰兒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來，走到跟前，我才認出是柳溪。她已經結婚生子，並且完全農民化了……那一天的明麗的陽光，帶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嬰兒和風吹日曬的母親，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完全農民化」，就是當時的柳溪！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這是她的思想，也是她的行動。上改後，為了能描寫農村，她志願留在艱苦的農村，當了饒陽縣第八區公所教育助理員，直到平津戰役結束。這期間，她曾晝夜不停地做了大量的戰勤工作，寫過一些關於戰爭的報道，在《冀中導報》上發表後，被新華社轉載，並加了按語，還作為通訊員學習寫作通訊報道的參考材料。

　　從北平，到解放區，四年間，她火熱的鬥爭生活中已經有了一定的生活積蓄，於是便又開始短篇小說創作。1949年初，她的第一篇小說《找對象》就發表在剛在北京出版的《人民日報》星期文藝版《人民文藝》上，並以冀中農村特有的生活氣息，清新的文筆，顯示了作為作家捕捉生活的敏感及其才華。

　　不久，她被調進保定，先當教師，後到河北省文聯做文藝工作，同詩人遠千里、王思奇一起，主編了《河北文藝》、《工人俱樂部》、《寫作學習》三個刊物，還為《河北日報》代編文藝副刊《花間》。在他們周圍湧現了如劉紹棠、谷峪、房樹民等有為的文學青年，後來多是中國文壇有影響的作家。柳溪很留戀那段往昔歲月，曾寫了散文《古城的思》發表在《蓮池》文學雜誌上。柳溪說：「那時進城不久，文藝界尚未搞什麼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人的關係是融洽、和諧的，真誠的，沒有。點句心鬥角、爾虞我詐，同志之間是多麼親如手足、親密無間啊！」。

　　是的，那是一個令人懷念的歲月！雖然共和國尚是個剛出世的嬰兒，它的公民們有的是天真和純潔，堅信將來物質會豐富，社會會進步。這時期，柳溪於繁忙的工作之餘，也從事小說創作。但她的進步與成長，與老作家的關懷、雜誌編輯的支持分不開，這一點，她是十分清醒的。1950年，她把在保定機務段體驗生活的感受寫成小說《喜事》，寄給《人民文學》。那時茅盾任主編，秦兆陽在給柳溪的信中說，「茅盾同志看後，反應絕佳。」柳溪說：「一個文學青年受到文學大師和先輩們的如此讚揚，該是多麼巨大的鼓舞！它會產生多麼巨大的動力啊！這就成了我其後向文學之途奮蹄前進的鞭策。」她寫的小說《劉寡歸結婚》和穀峪的《新事新辦》，同時獲得河北省文聯頒發的文學獎金小說甲等獎，大眾書店為她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挑對象》。這是在文學園地裡辛勤耕耘的第一個可喜的收穫，也是她在文學的「長征」中邁出的第一步。

　　1952年秋，當北京香山的紅葉染上朝霞的時候，柳溪作為編劇，來到中央電影劇本創作所。關於那時期她的精神面貌，老作家駱賓基有一段回憶：「在看專供編導人員看的『參考片』時，在一片寂靜中（除了影片的畫外音之外），從前排幾名觀眾之間，有人發出情不自禁的笑聲，笑得好響亮，銀鈴般悅耳！我很吃驚……我猜測著，她定是個少女，才能這般忘情！但又覺得不對；一個少女原非編導人員。怎麼竟然這樣旁若無人地縱聲而笑？這種笑聲說明本人一定是個處境優越、見過豪華世面、而在感情上從來未受過挫傷的人物，但這又似乎非一般少女所能具有的精神色澤。最後……在散場時，……只見前排……確有一名身穿藍布長衫、外罩一件灰色西式外套的年輕婦女。從這不似修飾卻淡雅而樸素的衣著上，也說明她確非一般，很脫俗。」問過朋友之後，方知她是感情遭受過封建家庭的屠戮，並經歷過革命艱辛已是兩個孩子母親的柳溪。

　　在劇本創作所，她寫過好幾個電影劇本，但都被「槍斃」了，只有由她執筆，同顏一煙、楊沫合作的短片《陳秀華》（由國際著名尋演伊文思總導演的《五支歌》的中國部分）拍成了電影。

　　1956年，她的創作正處在旺盛階段，由於同情《文藝報》的逆境，為其主編們打抱不平，因而在肅反運動中莫明其妙地受到審查，被牽連到一個莫須有的「反黨集團」中去。她被隔離在一間小屋，每天寫「交待材料」，失掉了行動自由，門外有流動哨監視看管，有時被押到批鬥大會看特務從寬從嚴的樣板。她寫完個人的歷史之後，實在沒什麼可寫了，就插上門，偷著寫起小說來。原稿約有三萬字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就是被看管期間，以「地下作戰」的特殊方式日夜奮戰，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完成的。柳溪說：「每當回憶起這段生活，我就心中暗自讚揚自己還是有點『小聰明』，居然能把党領導我走進革命大門時教給我在敵佔區做地下工作時的技能，運用於我們自己的政權之時，這只能怪歷史在開玩笑。」這個「玩笑」是辛酸的，痛苦的！

　　稿子寫成後，正趕上肅反糾偏，柳溪被宣佈恢復人身自由，但尚無結論。她想，如果用真名寄出、發表，一旦被發現，在運動尚未結束的情況下，其後果將是嚴重的。苦思冥想了好久之後，決定化名寄出。柳溪說：「由於我欽佩全國勞動模範耿長鎖的為人品質，又加上我正在精讀夏綠蒂的世界名著《簡·愛》，我便給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耿簡』。」按照當時的稿約規定，稿末必須寫上真實姓名。她想來想去，無人可寫，只好寫上娘家嫂子安毓賢的名字。稿子寄出後，只有幾天，《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小說組組長塗光群便找上門來，以為又出了一位文學「新人」。柳溪對編輯部閱稿後反應如此神速，感動得熱淚盈眶。當時她的思想裡充滿了顧慮和矛盾，各種「雜念」像火車一樣奔來馳去。《人民文學》敢於替作者承擔風險，當年五月號，《爬在旗杆上的人》終於以黑體標題，赫然發表在刊物欄目的頭條上。柳溪說：「我拿到這本刊物，猶如托著一件怕摔的寶物，這時我滿眼熱淚，在心裡默念著：《人民文學》不僅是我的文學搖籃，而且在我命運困厄時，還我的救星。」這篇反映農業戰線上「瞎指揮」作風的優秀小說，編輯為它做了獨具匠心的刪節。柳溪至今不忘，感激在心：「我那篇東西，原來的標題是《在先進地區》，但編輯部把我這平淡無奇的題目改為《爬在旗杆上的人》，並把我七千字的囉嗦的『光明尾巴』刪掉，由於簡潔而使我的文章增添了多少光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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