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張愛玲(3)

張愛玲(3)

　　1937年夏，張愛玲中學畢業，母親從法國歸來。母親說：「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母親曾給她時間學習適應環境，教她做飯，用肥皂洗衣，練習走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若沒有幽默天才就別說笑話等等。她覺得母親的實驗是一個失敗，「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影響。」她還說：「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樣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風笛），享受微風中的籐椅，吃鹹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紅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這種咬齒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顯而易見，張愛玲在少女時代就顯示出一位真正藝術家的敏感，她的靈魂裡充滿了藝術的靈秀之氣，惟獨沒有人世間的庸俗。

　　中學畢業那年夏天，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她躲在家複習功課，準備升大學以實現其夢想。1938年夏，她參加了聖瑪利亞女校在貝當路美國禮拜堂舉行的畢業典禮，算是真正結束了她的三分安靜、七分寂寞孤獨的少女時代，從小積澱下來的文學天才，在中學時代閃過光華之後，便深深地藏進追求知識的勤奮裡。那時她用演說的方式向父親提出出國留學的事，不僅遭到嚴詞拒絕，還說她是受了人家的挑唆。她後母更是變本加厲地當面羞辱她：「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裡，為什麼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後來這位後母還動手打了她。她本能地要還手時，卻被老媽子攔住了。但後母卻尖叫著說她打人了。於是她父親不由分說，從樓上沖下來，拳腳交加，「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他還揪住我的頭髮一陣踢。」他還用花瓶砸她的頭，但沒有擲中。她父親揚言要用手槍殺了她。她的臉出了血。她走到大門口，鐵門鎖著，又被看門的巡警攔住。「我試著撒潑，叫鬧踢門，企圖引起鐵門外崗警的注意……」她獨自在樓下的一間空房裡哭了一天，被監禁在她出生的空房裡，於是這親切的出生地突然變得生疏、可怕而癲狂；她一想起英國作家貝弗利·尼科爾斯的那句詩「在你的心中睡著月亮光」，就想到她家樓板上那充滿殺機的藍色月光。

　　對於張愛玲來說，仿佛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歲月。「數星期內我已經老了許多年。我把手緊緊捏著陽臺上的木欄杆，仿佛木頭上可以榨出水來。頭上是赫赫的藍天，那時候的天是有聲音的，因為滿天的飛機。我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願意。」

　　在那間空房裡，《三劍客》、《基度山恩仇記》、《九尾龜》等故事在她腦海裡一遍遍演著電影，她設計著各種逃跑的計劃。這時，她得了重症痢疾，父親不給她請醫生，沒有藥，差點死去。她躺在床上，看著對面門樓上挑起的灰石鹿角和小石菩薩，朦朧地想著她的朦朧地生，也想著朦朧地死——「死了就在園子裡埋了。」但張愛玲沒有停止逃生的念頭。她打聽了巡警換班的時間，終於在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楚黑路上沒有人，挨著牆一步一步摸到鐵門邊，拔出門閂，開了門……閃了出去。」張愛玲回憶說，「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只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只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呵！我在街上急急的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夫講起價錢來了——我真高興我還沒忘記了怎樣還價。真是發瘋了呀！……」她像小鳥飛出了牢籠，心中充滿解放感、新生感。既然是逃出，自然永遠不想再投牢籠，那個家永遠和她訣別了。後母從此也只當她死了，她所有的東西都給了人。

　　她逃到母親家，在那裡補習功課。「在父親家裡孤獨慣了，驟然想學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難。」她覺得母親懷疑為她做出這麼多犧牲是否值得，她自己也懷疑。孤獨，依然是孤獨，「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卑。」於是，這時母親家的原始性的溫馨似乎已不復存在。她用一種毅力和精神堅持著寄居在舊夢裡，但「在舊夢裡做著新夢」——她希望考上大學。

　　三

　　張愛玲以意志的力量戰勝父親和後母強加給她的屈辱和孤獨，擯棄「淑女」、「少奶奶」、「如花似錦」的前途，這個有母親而沒有母愛的張愛玲，終於贏得了一個人生的轉折，獨自一人闖進生活的風雨，去佔領屬自己的天空。她在上海通過了倫敦大學的入學考試，但由於歐戰的爆發，沒有能去英國讀書，只好改到香港大學學習。

　　香港是個五方雜處的殖民地社會，三教九流，東西文化，這個社會環境，是她熟悉人的的好地方。從那裡，她的天才從心域走向地域走向天域，從封閉走向開放，從稚嫩走向成熟。

　　1939年春，母親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送她到香港讀大學。張愛玲剛到香港，住在法國修道院辦的女生宿舍，讀大學一年級。這時上海黃嘉德、黃嘉音兄弟主編的《西風》雜誌懸賞徵文，題目是《我的……》，限五百字。她寫了一篇《我的天才夢》寄到孤島上海。張愛玲回憶說：「沒稿紙，用普通信箋，只好點數字數。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數得頭昏腦脹。務必刪成四百九十多字，少了也不甘心。」（《憶西風》）不久她得到雜誌社的通知，說她得了首獎，但第二次寄她一紙獲獎名單，首獎成了《我的妻》，三千多字，她的《天才夢》改排末尾，獲「特別獎」。最後徵文結集出版，書名也用她的《天才夢》）。就這樣，《西風》剝奪了她應有的喜悅，使獲獎一事成為「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

　　在香港讀書期間，「歇了三年光景沒有用中文寫東西。為了練習英文，連信也用英文寫。」她認為那是很有益處的約束。香港大學文科二年級有兩個獎學金被她一人獨得，這使她獲得了羡慕和忌妒，因為她不僅可以學費膳宿費全免，畢業後還可能免費保送到牛津大學攻讀博士。三年級的時候，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本人圍困，每天頭上有飛機轟炸。她在戰時香港的所見所聞，對她有著「劇烈的影響」。但在她的記憶裡，香港之戰，給她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她說：「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裡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聽得出音樂的調於，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瞭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的，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繫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性。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完整性，便成小說了。」她認為人生的「生趣」，全在於那些不相干的事。她在《流言》中的《燼餘錄》裡，記錄下港戰開始後那些「小我」的眾生相。逃難的時候，宿舍裡的學生「各自奔前程」。說到大家對戰爭的態度，她打了一個比方：「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噸，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有膽大的有膽小的，有悲觀的，有失望的；她在電車裡發現了原始的荒涼。港戰期間，張愛玲到防空總部報到，參加了戰時服務；這期間，由於戰爭的特殊感應，她畫了許多畫。她覺得她不久就會失去那點能力，於是悟出了「想做什麼，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個准的東西。」她對生活、戰爭、人的看法，是具體的，平視的，既沒有理想的「光輝」，更沒有政治的「高度」，大約與許多人不同，但她毫無掩飾，看法是她發自內心的。她非常實際的思維方式和對待人生的態度，使她有了許多同情心。她的視角也許是她日後成為作家的重要條件。夏志清說：「張愛玲所寫的是個變動的社會，生活在變，思想在變，行為在變，所不變者只是每個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現出來足以補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在她筆下有優美和醜陋的對比，在不斷變更的無知環境中，「她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她認識過去如何影響著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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