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杲向真(3)

杲向真(3)

　　這一年，她在解放後寫出第一篇小說《小胖和小松》。初稿得到了邵荃麟、葛琴的肯定，並鼓勵她多為孩子們寫些東西。當這篇優秀小說在1954年1月號的《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的時候，她正在月子裡。朋友們向她祝賀，說她生了一個兒子，又發表了兩篇作品（另一篇是關於介紹一本列寧著作的文章，發表在《學習》雜誌上），於是她把作品裡小主人公「小松」的這個名字送給了自己的兒子。

　　《小胖和小松》發表後不久，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便出了單行本，後來天津、上海、北京的各大出版社都把它收入了選集。這篇小說寫出了新社會人和人之間的親密友愛的關係，作者用一系列精彩的細節描寫，織成一個十分生動感人的美好故事，小主人公的形象與性格栩栩如生，鮮明、生動地表現了人關心人，人人愛護下一代的主題思想。關於這篇小說的創作，杲向真說：「故事情節是虛構的。小說的形象主要是從我的大兒子小林身上吸取的。有一次我的女兒和一個比她大一點的女孩到王府井買東西，回家時天黑，兩人在路上失散，大人沿路去找，在金魚胡同西口的交通警察崗上找到了她。那時的十字路中間有一個大圓盤，交通警站在圓盤上指揮交通，我女兒就坐在那個大圓盤上，忙碌地看著來來往往的車輛，等著值班的警察叔叔下班後送她回家。在寫《小胖和小松》時，我把人物、環境都變換了。我覺得在公園裡，主人公有更廣闊的天地展開活動，使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現，使人物更加真實、豐滿……」

　　這篇作品在1980年全國兒童文學評獎中獲得了一等獎。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作家是不能離開生活的。杲向真雖然沒有機會長期地專門深入生活，但她也從不放過一切可能有的機會。1955年後，她曾在北京棉紡二廠深入生活，先後擔任過該廠黨委委員、團委書記和子弟學校校長。在子弟學校，同老師和天真活潑的孩子交了朋友，工作的責任心和生活的樂趣，作家的靈感和童心融為一體，孩子們的性格、美好的思想感情，都一起湧到了她的筆下。這時期她一連寫了《春天》、《向日葵是怎樣變成大蘑菇的》和《節日的禮物》等引人入勝的兒童短篇小說。其中後兩篇，都是在生活的直接啟發下寫成的。她想在院子裡種點向日葵，見人家種的長得老高，花盤結得那麼大，很是羡慕。可是別人勸她甭種，說種了也是白種，一長出苗來就會被院裡的孩子糟踏了。由這點啟發，再加上平時接觸的生活，當它們一聯繫起來，便構思成著名的《向日葵是怎樣變成大蘑菇的》。《節日的禮物》是作者受自己的生活啟發而寫成的。杲向真說：「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看見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坐在玩具店外面的地上嚎哭，一位農村婦女拉他，他怎麼也不肯起來。我問她，孩子哭什麼，她說他要買玩具。我說：『你就給他買一個吧。』她著急地說：『拿什麼買呀！我們一大早打農村來，扯了些布，回去還得坐車呢！：孩子繼續哭鬧著，我叫他們等著我，便急忙進玩具店買了一輛鴨鴨車送給了孩子。他立刻不再哭了。當那婦女還沒有從驚訝中醒悟過來，我已經擠進了人群。後來我把這件事加以虛構，寫了這篇小說……」

　　大地上的路是曲折的，生活的路尤為坎坷……

　　1956年，杲向真出席了全國青年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同年調到北京市文聯工作。正當她的生命充滿了活力、奮發向前，在兒童文學這塊園丁不多的園地上勤奮耕耘並有可喜收穫的時候，她遭到了被開除黨籍的錯誤處分。就因為在1957年整風時，她對市文聯的一位領導工作上的缺點提出了意見，到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雖未被補劃為右派，卻遭到了報復。

　　那時候，有口不能言，徒有一根舌頭，她在黨中央的身邊，卻找不到母親。她永遠不懂：「給領導提意見，為什麼就是反黨！我如墮五里霧中，我痛苦、茫然。從此，我背上了『反黨』的包袱，羞於見人。在家庭裡也抬不起頭來，覺得委屈了孩子。我把自己和世界隔離起來，成了真正的孤兒。也從這以後，我變得更喜歡孤獨和沉默寡言了。」

　　她的精神和感情都受到了創傷，但是她卻不願讓自己年富力強的生命白白虛度。她常常自我安慰：「組織上是個非黨員，可在思想上要做一個真正的黨員。」在以後的幾年中，她無聲地、兢兢業業地工作著，人前從不多說一句話，業餘時間她默默地創作著，先後發表了《在灰色的日子裡》、《春夜》、《母嬰篇》、《好秘密》、《你好啊，故鄉》、《母親》、《刃磨》、《快樂的小雞》以及一些短詩、散文和評論文章，其中有的還被譯成外文。在創作上，她是一位從不滿足的人；另外，讓勞動的歡樂滋補傷痕，充實生命，給孩子們多寫東西，是她生活的唯一樂趣。

　　1966年，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都燃燒起來。杲向真同許多作家一樣，沒有能避開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風暴的襲擊。開始，她被懷疑為漏網右派，曾經多次掀拽拉扯，到1969年5月，就隨著北京市第＿批下放幹部到門頭溝區上葦甸公社黃土台大隊勞動去了。那裡是山區，黃土台就是高山坡上的大土方，臺上住了五十來戶人家。臺上的房屋隨著起伏的山勢而築，重重疊疊，煞是好看。村莊四周環山，山上長滿了果樹，一到春天，五顏六色的果花和天上的雲霞相映生輝。山澗有條清澈透明的溪流，冬天溪水成冰，村裡的孩子們坐著自製的滑冰車，在冰面上嬉戲，山澗蕩滿了笑聲。

　　杲向真在這裡勞動了十個月，同社員、孩子都建立了純樸的感情，因此她深深愛上了這個小山村。她知道，解放前誰家外出討飯，抗日戰爭時誰在深山打遊擊，誰家的孩子差點兒掉進小塘淹死，誰家的小夥子結婚反對鋪張；她知道，哪一塊地的土質好，哪棵樹結的蘋果甜。她和社員一塊修整山地、打眼放炮，一塊兒躲在山岩後面笑著滿天紛飛的碎石；一塊兒提著籃子在密密的杏林裡檢杏核，淘氣的孩子一邊檢一邊把杏仁塞進她的嘴裡；他們一塊兒坐在場院裡剝脫核桃的外衣，品嘗甜嫩多汁的鮮核仁……在這個美麗的山村，她度過了愉快的時光，積累了生活。

　　後來，她到幹校勞動了四年。1974年，北京市人事局開始考慮她的工作分配問題。她的檔案先後送到北京出版社（當時叫出版辦公室）、市文化局，都被退回，接著是《北京文藝》、三廢辦公室、市區文教局、區文化館……全都拒絕接受她。人事局的幹部歎著氣說：「女同志過了四十五歲就難分了。如果你恢復了黨籍，也會好辦……」杲向真當時心裡非常難過，她從十七歲走上工作崗位，還從來沒有在家裡閑呆過。作為一個社會的人，「工作」就是幸福！但是，在「四人幫」暴虐的統治下，她「失去了」，竟找不到任何一個力所能及的工作，多麼可怕！杲向真說：「那是一個什麼時代啊！我既不能使自己變得年輕，也沒有能力使自己恢復黨籍。但這樣無所事事地閒散在家，混日子，真會把我逼瘋。」好心的人事局幹部總希望安排一個離家近、適合她的特長的工作，但在當時毫無希望。杲向真熱烈地渴望著工作，她對人事局的幹部說：「不管什麼工作，什麼單位，也不管多遠，只要我能勝任，就可以，決不挑挑揀揀。」人事局的幹部不以為然地反問：「石景山區倒是要人。那裡離城裡四五十裡，誰都不願去，你去嗎？」「可以！」她欣然同意了。回到家裡，她又給人事局的幹部寫了懇切的、充滿了革命熱情的信，講革命不應怕艱苦，不能只在家門口幹革命等道理。最後，她終於到了石景山古城二中。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