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杲向真(2)

杲向真(2)

　　麻溪鋪是一個小山村，村前是公路，村後有大山。這時，生氣勃勃的杲向真，熱情高漲，精力充沛，每天利用業餘時間勤奮寫作。她在回憶那段生活時說：「那時我才十九歲，對創作好像入了迷。每天清晨，天一亮，我便帶著紙和筆爬到麻溪鋪後無人的山坡上，坐在地上開始寫，直到醫療隊門診開始，我才下山。晚上的業餘時間我也不肯放過，別的隊員都到田間、公路上散步去了，正好留下一片靜謐的空間給我獨自享用。我在灰煙絛繞的小桐油燈盞下埋頭寫著，樓板下面是豬圈，豬仔哼哼卿卿地弄出很多不悅耳的聲音，時時攪擾著我的文思，但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

　　1940年春，她的心血變成了《災星》的初稿。這是生命開出的花朵啊！當時一位編輯在給她的信中說：「在我讀過的一些小說中，能夠使我不肯釋手而一口氣讀完的，似乎沒有幾本，而這《災星》，卻是其中的一本。我覺得這部作品寫得相當融和和瑰麗，人物的描寫，雖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已經把抗戰初期投身戰爭的青年男女的群像刻畫出來了。整體結構似乎鬆懈一點，但幾個場面是寫得很緊湊的。在你的文學生涯中，我認為這是一個可寶貴的收穫。」這部長篇小說於1944年開始在桂林文化供應社出版的《青年生活》雜誌上連載，後因湘桂撤退而中斷，稿件被遺失。

　　1940年夏，杲向真轉移到桂林，朋友們替她在衛生署醫療防疫隊找到了工作。不久，她寫了一篇揭露一個醫療隊長借為人民謀福利之名，假公濟私，搜刮人民的錢財，過腐化生活的小說，這篇小說在聶紺弩編的桂林《力報》副刊《新墾地》上以「胖實」的筆名（是聶紺弩給她取的名字）發表出來後，觸怒了醫療隊長，他認為小說的主人公是寫的他。他通過關係，在報社瞭解到小說的作者「胖實」就是杲向真，於是把她叫到他的辦公室，從抽屜裡拿出一支手槍，啪的一聲扔到桌上嚇唬她，陰著臉，惡狠狠大發雷霆：

　　「你為什麼寫那篇小說？」

　　「我反對貪污。」杲向真泰然回答。

　　「你侮辱人格，破壞我的名譽！」

　　「小說的人物是虛構的，」她解釋道，「我到隊裡還不到兩個月，和你接觸很少，也不瞭解你。」

　　「現在你不是我這裡的隊員了，我宣佈開除你。」這時，一隻皮毛油亮的肥碩大花貓從裡屋跑出來，在他的腿上踏著，豎起又粗又長的尾巴咪咪地叫著。這是醫療隊裡人人皆知的他用救濟病人的奶粉喂大的貓。

　　「你被開除了，走吧！」他下了逐客令。

　　「不！」杲向真寸步不讓地說，「不用你開除，我不幹了！」

　　杲向真像自由的鳥兒一樣，高高興興地離開了那個醫療隊。她的感情激蕩著，沒想到文藝作品有如此大的力量，竟使人覺得和她寫的小說裡的人物相像，憤怒成這樣！

　　以後，她一面在中學教書，一面以兒童生活為題材進行寫作。

　　四十年代初期的桂林，她認為是她在文藝創作上的黃金時代。這時，她認識了邵荃麟、葛琴、聶紺弩、駱賓基等作家，他們都熱情關懷和鼓勵她創作。1943年至1944年，她寫了十幾篇反映舊中國兒童苦難生活的短篇小說，發表在文化供應社出版的《青年生活》和《新道理》上。這些作品，於1949年由文化供應社彙集成冊，取名《帶臂章的人》，以「杲嵐」為筆名出版。

　　湘桂撤退後，她輾轉到四川，先在達縣省立中學任教一年多，1946年8月，到重慶市立醫院當助產士。在這裡，她接觸了一些同事們的孩子，以小小說的形式寫了《小鷹》等兒童生活故事二十多篇，發表在聶紺弩編的重慶《新民報》副刊上。這時期她還發表散文，並以「萬尼亞」筆名發表詩歌。

　　在這座醫院裡，她組織了文藝小組，學習進步書刊。1947年1月，重慶市舉行反饑餓、反內戰的示威遊行，她組織醫院的醫務人員捐款、救傷和慰勞。這次募捐的款目和名單登在《新華日報》上，她用的名字是「向嶽」。為此，院長把她調遣到重慶南岸龍門浩蓮花山衛生所去工作，算是對她的懲罰。但在這個「世外」的社會裡，她卻找到了真正的生活，接觸了在大城市裡難得遇到的人和事。

　　這個衛生所在山上的一座廟裡，後院住著被關押的人和許多看管犯人的士兵。杲向真在那裡只工作了半年，卻勝過了好幾年的生活。她所接觸的不少人的形象，至今還活躍在她的記憶裡：「有一個被打傷了的青年人，每天被看守的士兵押來換藥。這個年輕人的手指和腳趾都是黑的，現出嚴重的潰爛和膿腫。一次趁看守不在跟前，我問他犯了什麼罪被吊打成這樣，他告訴我他是種地的農民，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他不願打共產黨，開小差被抓住了。他們拴住他的手指和腳趾，臉朝下吊起來往死裡打……在這裡，我也看到了凶煞惡神似的保長。他的老婆難產，但他捨不得花錢送她進醫院，把我找去了。當我說明衛生所沒有處理難產的設備，勸他立刻把產婦送到醫院時，他竟跳起腳來罵了我許多難聽的話，還說我白拿了公家的錢，我走遠了，還聽得見他站在門口叫駡的聲音……」在那裡，她還見到一貧如洗、無力求醫的老百姓，他們那牲口棚般的住所、饑餓的面色、無助而絕望的眼神……這一切都刺激過她，使她心底原有的樸素的愛憎，變得更強烈。後來，在她發表的《母親》、《母嬰篇》以及《你好啊，故鄉》裡，都有這一時期生活的浪花。

　　1947年10月，她到了成都，編輯新創辦的一家進步報紙《西方日報》副刊《西苑》，直到該刊被四川反動當局查封為上。她把《西苑》作為鬥爭的陣地，發表了不少作品。這時期她以「向真」的筆名發表小說和散文，以「二丫」的筆名發表雜文，以「高抗」的筆名發表詩歌。

　　1949年底，她興奮地迎來了成都的解放，開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即到《川西日報》任副刊編輯，並被四川省文學藝術工作者協會吸收為會員。1950年春調到北京，在《學習》雜誌社編輯部工作。1951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她多年的願望。這年冬天，她到四川渠縣參加農村土地改革運動，進一步熟悉了農民過去悲苦的生活，擴大了視野。1953年到中國作家協會工作，參加張天翼、謝冰心領導的作協兒童文學小組的活動，在創作上，他們給了她許多關懷和愛護。她也一直把老作家陳伯吹視為老師，在給他的信裡說：「雖然你沒有在課堂上給我講課，但是當我在創作的道路上彷徨的時候，是你鼓舞了我繼續前進，當我對創作消沉、失去信心的時候，你給了我熱情的關懷和親切的督促，你是我真正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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