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鄭敏(2)

鄭敏(2)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祖國國土淪喪，廣大人民無家可歸，到處流浪。鄭敏的父親也無法在六河溝煤礦安身了。他辭去了煤礦的工作，全家搬到了南京，父親先在安徽蚌埠，後又到了淮南煤礦工作。鄭敏隨母親在南京定居下來，跳一級，考入江蘇省立南京女子中學初中一年級。

　　中學階段的學習，開闊了她的眼界和胸懷。她閱讀的興趣很濃、很廣，世界知識、世界文庫，她都廣泛涉獵，以滿足急速膨脹起來的求知欲。與此同時，她還深受一位國文老師和地理老師的影響，對文學和世界各地的知識產生較為濃厚的興趣。她的字寫得並不好看，但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很強，得到老師的青睞。她經常寫些諷刺小品。一次，教育局長來學校演講，告誡學生們不要只講權利，要多講義務。從小受父親民主、自由思想薰陶的鄭敏，對此很反感，寫了一篇文章反對教育局長的觀點。

　　抗戰時期，鄭敏到了重慶，入沙坪壩南浦中學學習，在孟子孫老師及進步同學的鼓勵影響下，參加了一些學聯組織的進步活動，她參加這些活動的思想動機是很樸素、朦朧的，仍然限制在爭自由、平等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範疇內。

　　1939 年，鄭敏考入西南聯大學習外國文學，入學後又轉人哲學系，攻讀西方古典哲學。西南聯大是一所具有優良革命傳統的學校，那裡集合了不少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他們的思想敏感，學術空氣活躍，各種社團遍及校內外。活生生的現實，如大海的浪花猛烈地衝擊著鄭敏稚嫩的心靈。她一方面感到社會的冷酷和嚴峻，產生了對現實的不滿，一方面又迷惘和困惑，她決心作一個冷靜的社會觀察者，漸漸地遠離社會鬥爭的漩渦。她把自己的憤懣、憂悒、彷徨和期望，傾注在內心，她開始寫詩了。

　　馮至先生是她的德文老師，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她始終和馮先生保持較為密切的聯繫。她經常把寫好的詩拿給馮先生看，馮先生也不斷地給她指點和鼓勵。她的詩，在一段時間內愈發多起來了，大都是抒情詩，登在昆明的報紙上。

　　污濁的現實與鄭敏純真的幻想，猛烈地碰撞起來，她十分茫然，內心非常苦悶。「今後的路，將如何走下去！」她開始了深深的思索。最後還是採納了父親的意見——去美國留學，繼續攻讀外國文學。

　　1943年，父親賣掉房產，為鄭敏湊足去美國留學的路費，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鄭敏隻身一人，遠涉重洋到了美國，入美國布郎大學學習。到美國以後，由於家庭經濟來源斷絕，她不得不半工半讀。

　　四十年代的美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緊張的競爭充塞生活的每一個縫隙，滲透到每個人的毛細血管中，鄭敏對這裡的生活環境很不習慣。為了糊口，她匆匆忙忙地上完課就憂心忡忡地趕去做工，然後，再拖著疲乏的身軀走回宿舍。」這和她多年來幽靜的書齋生活十分不協調。鄭敏先在一個小飯館為老闆收款、算帳，因為她的數學不好，加上心情緊張，所以第一天下來就錯了帳，鄭敏感到不能靠吃這碗飯過活。後來又改去首飾廠穿珠子，為工廠數電容器，給飯館洗碗。穿珠子或數電容器都是十分緊張的勞動，幹起活來，連廁所都不能去，吃飯也得在原地吃，每天有定額，而且不能有誤，如果出了差錯，就要扣除工資。

　　在美國學習期間，她深深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爭得人格的尊嚴，是多麼的刻不容緩呀！鄭敏在半工半讀期間，不僅承受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嘗到了生活的困窘和艱辛；而且處處遭到別人的白眼和冷遇。剛到美國時，她住在一個老太太家裡，老太太見她很窮，時刻提防她，恐怕她交不起房錢，最後還是把她趕了出去。鄭敏只好又搬到青年會宿舍去住。在艱難度日中，她結識了不少華工，與他們眷戀祖國的情感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漂流了大半生，積攢了一些錢，渴望抗戰勝利後回國看看，但國民黨當局卻百般刁難，對他們進行敲詐勒索，有些人經受不起，只好又返回異國他鄉。鄭敏對這些父老同胞，寄予深切的同情。特別是新中國的誕生，更使她激動不已，她思索著自己將來的命運和歸宿。

　　1950年後，鄭敏轉入伊利諾州立大學繼續讀研究院，直到1953年，才完成英國文學碩士論文，獲布郎大學碩士學位。這時，她已跟學習自動化原理的中國留學生——童師白結了婚。美國對這些科學工作者看管得很嚴，每三個月就要向主管部門進行一次彙報，使當局隨時掌握他們的動向。一個假日，鄭敏夫婦在乘車回家的路上，聽到了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上的發言，非常興奮。她頓時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腰板硬起來了——民族自豪感，在心頭油然而生。中華民族新生了，鄭敏夫婦和千千萬萬遊子的心也復活了，想方設法也要回到祖國去。他們先向移民局遞交了申請書，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准離境，後又同意離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內，他們清醒地意識到，這明明是阻撓。但思念「母親」的心太切了，夫婦倆毅然決定丟下兩人辛辛苦苦築起來的「窩」，匆忙啟程。索繞在他們頭腦中的念頭只有一個，早日回到祖國——母親的身邊去。「母親」再窮，也是自己的，兒女是不會嫌棄的；美國再闊也是人家的，寄人籬下的日子已經過夠了。鄭敏曾說：「在美國過的總好像是試管嬰兒的生活，這樣的日子，不能再延續下去了。」

　　回國後，她被分配在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部工作，壯志未酬，報國之心正盛。

　　一踏上祖國的土地，接踵而來的是一陣緊似一陣的意識形態領域的狂風暴雨，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鬥爭……鄭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靜地、真誠地看待這一切，慢慢地也被捲進去了，她誠心誠意地接受改造，有些想不通的地方儘量想明白。在大躍進的年代裡，鄭敏的思想感情與理智發生了尖銳的衝突。祖國一日千里，突飛猛進，每天都有「衛星」上天，畝產「超千斤、上萬斤」，她歡欣鼓舞，自己也沉浸在一片熱烈的氣氛中。白天她跟大家一塊勞動，夜晚燈火通明，跟農民一塊參加夜戰，她精神振奮；但回到村裡看到的卻是另一幅景象，農民被迫拆房砸鍋，愁眉苦臉；自己每天只能吃兩餐白薯，廣大農民更是連瓜菜也填不飽肚子。她在思想上產生了問號：「這樣躍進能夠持續下去嗎？」但這種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行動還得儘量跟上。1960年她從文研所調到北京師範大學教書，以後又參加「四清」運動，兩次下農村，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她和廣大知識分子一道經受了考驗，雖幾經折磨和摧殘，總還算平平安安地過來了。今天她雖已年過七旬，但屬詩人的心卻是永遠年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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