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林海音(2)

林海音(2)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則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有情的」（《窗》），而「門」則是「無情的東西」（《門》）；作者通過對「門」的有關成語的種種解釋，闡述自己獨到的見解，寫得別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勢的可憎（《狗》），至於錢，也不是萬能的東西，因為它買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錢》）。只有春，才是充滿希望的，「兒童，春天，希望，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春》）。這些內涵豐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對人生深入觀察的結晶。

　　林海音敘寫夫妻情、母子愛、師生誼之類的散文，充滿一種真摯。親切的情趣美。如妻子為盡婦責，好心地把丈夫書桌上亂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氣，妻子據理力爭，丈夫只好認輸：「算你贏，還不行嗎？」結尾多麼風趣而親呢！《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為了讓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讓她進廚房，他帶領孩子們做飯炒菜，把他對妻子的體貼，以及他不會做家務事而鬧出的各種笑話，渲染得滿紙生輝。作者還常選用一些生活細節來突出這種情趣，如「醜小鴨」們「偵察出父母因熬夜寫作而偷吃東西」的物證後，四張小臉沖著「我」要求「賠」的笑劇（《鴨的喜劇》）；為幫助學生默默改錯誤，以不損傷學生的自尊心，她又採用先叫學生一個一個走到操場，讓偷球者自己去還球，小偷不敢還；後又用學生和老師一個一個走出教室又一個一個走進來，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把球放回原處，雖然老師明知是誰，也不點破，這一組細節描寫，顯得新穎別致，更體現老師一片愛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這樣描寫，妙趣橫生，充滿詩情畫意，折射出作者熱愛生活的底蘊。

　　優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構思的結果，林海音散文構思的特點，是形散神不散。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設，卻又不露痕跡。如《貝多芬的力》，作者既寫貝多芬父親的酗酒和母親的早喪，又寫他負擔全家生活和培育兩個弟弟的艱難，也寫他失戀的痛苦，耳聾的打擊，以及他立了遺囑又奇跡般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完成《第九交響樂》才在貧病中逝世。全文緊緊圍繞著這位傑出人物對事業的執著追求，把許多有關的片斷彙集於「力」這個焦點上，從而使這篇散文凝煉、濃烈，並以它思想的光輝而使讀者受到啟迪。《辛酸餐館淚》。《日落百老匯》、《詩的婚禮，詩的歲月》也體觀這種構思的特點。有些篇章，用對比突出主題，如《五十兩黃金·一塊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筆調，將一個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寫出來，讓讀者得到豐富的感受。

　　林海音小說則為我們展開更為廣闊的生活畫面，並以反映我國特殊歷史時代的真實面貌而得到人們的讚揚。

　　林海音特別關心中國婦女的生活和命運。她大部分小說，不管是以北京為背景還是以臺灣為背景，處於中心位置的，始終是婦女問題。她的許多反映舊中國婦女命運的作品，既是探討中國婦女問題的記錄，也是寄託鄉愁的一種表現形式。如自傳體小說《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給我無限回憶」。深深的鄉愁也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舊事》就是通過宋媽、蘭姨娘、秀貞和爸媽等人物命運的描寫，表現作者對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寫大陸來台婦女和臺灣婦女的生活際遇，是她探索中國婦女問題的繼續。她們不是忙於事業而失去家庭的溫暖（《春風》），就是為養家活口淪為受人淩辱的戲子（《風雪夜歸人》）；不是為掙錢送妹妹讀書而只好賣唱（《孟珠的旅程》），就是在失學失業的痛苦、寂寥中被變態的戀情吞噬（《曉雲》）。而秀惠的自殺身亡，又從另一側面反映了臺灣下層婦女的悲慘命運（《玫瑰》）……總之，林海音筆下的婦女，不論貧富貴賤，年齡大小，文化高低，籍貫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她重現了二十年代舊中國婦女和五六十年代臺灣婦女的苦難生活，也寫了她們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樓自殺來抗議養母和社會對她的坑害。但大多數婦女的「控訴和抗議是溫和與微弱的」（葉石濤語），林海音為被侮辱被損害者鳴不平，卻找不到出路。這又一次證明，婦女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

　　除了描寫婦女的生活和命運外，林海音的小說，還反映大陸赴台人員的寂寞、對大陸親人的思念（《晚晴》）和謀生的艱難（《蟹殼黃》），以及臺灣城市貧民不幸的命運（《鳥仔卦》），臺灣菜農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龍的心願（《要喝水嗎？》）。而《蘿蔔乾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說，則是兒童生活的寫實。

　　林海音還寫了不少童話，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兩本《林海音童話集》，一本為故事篇，有《請到我的家鄉來》、《遲到》、《三盞燈》、《哈哈哈）、《爸爸的花椒糖》、《金橋》、《駱駝隊來了》、《察家老屋》、《童年樂事》；另一本為動物篇，內有《我們都長大了》、《小快樂回家》、《六趾兒》、《井底蛙》、《不怕冷的鳥——企鵝》。不管是故事箱或動物篇，都充滿兒童情趣。作者將淺顯的哲理、深刻的主題用小讀者樂於接受的形式來表現，都使小讀者愛不釋手，百讀不厭，是寓教於樂的精品。

　　文學作品，總是通過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來反映生活的。「如果被描寫的人物，在某個時期來說，是最具體的個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語）林海音致力於寫人，寫人的命運，靈魂，性格，井通過「最具體的個人」的複雜性格，折射出社會的風貌，勾勒出整個時代的面影，這是她作品深受讀者歡迎的主要原因。林海音寫了許多婚姻故事，卻沒有一個是雷同的，就是因為不管是哪一代的婚姻，哪一個具體人，都有時代的特點，環境的印記，人物自己的個性。反映清末民初女性悲劇的《燭》中的大婦，明明反對丈夫娶妾，表面上卻要贊同；心裡對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卻又顯得雍容大度。她的獨特性格和複雜感情明顯地帶有時代的標記，環境的烙印，因為中國社會長期受著封建主義的統治，「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鎖一樣禁錮著婦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為中心的宗法社會裡，男人娶妾，是天經地義的事，而大婦的美德，是對丈夫的順從，對小妾的忍讓和寬容。但被棄的痛苦，對愛情的強烈追求，又使她不甘於默默忍受這難堪的境遇。於是她採取「裝病」這個反抗形式，以懲罰丈夫的變心和小妾的得寵。而這種反抗絲毫無損于丈夫和小妾的恩愛纏綿，自己倒由假癱變成真癱。她渴望丈夫的愛，而得到的只是他假意的關懷。無疑地，她是封建禮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晚情》中的姚亞德，是大陸去台人員，在孤獨無聊中打發難熬的歲月，日夜思念留在大陸的妻子兒女，托人打聽，才知妻子已經病逝，女兒又很難來台，他只得把滿腔深情，移于被海員丈夫拋棄的臺灣婦女。姚亞德的鄉戀和思親，以及在寂寞中重建家庭的願望，是由於國未統一，家難團聚這一具體社會環境造成的。作者通過「這一個」姚亞德的境遇，反映了大陸去台人員的「一般」心願。《玫瑰》中的秀蕙，原是個品學兼優的中學生，愛唱歌，愛生活，可是她卻是一個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裡的養女。由於作者把她放在笑貧不笑娼、觀光事業畸形發展的當代臺灣這個社會環境中來刻劃，詳盡地寫了她的掙扎和奮鬥，卻仍然逃脫不了當歌女任人蹂躪的命運，才十七歲就自殺身亡。作者在描寫人物活動的典型環境的同時，逐步展示了秀蕙（即後來被歌廳老闆改名為玫瑰的少女）純潔、上進、倔強而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特徵，使讀者通過秀蕙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對促成她悲劇命運的社會環境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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