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韋君宜(5)

韋君宜(5)

　　此期間，韋君宜也間或寫些短篇小說。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人集》中收錄的《龍》、《三個朋友》，就是這時期的作品。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她也曾下過決心，把「一二·九」運動中的人和事，寫成長篇小說，而且已經寫成了半部，她把這半部稿子送給陳伯達看。過了很久，被陳伯達冷冷地退了回來，這瓢冷水把她寫長篇小說的熱情，一下子澆滅了。她在那值得懷念的近十年解放區生活中，為《中國青年》寫了大量雜談、雜論。

　　百花園中辛勤的「園丁」

　　解放前夕，韋君宜回到中央機關，在河北省平山縣參加籌備《中國青年》復刊工作，並任該刊編輯。北平解放後，先後任《中國青年》編輯、總編輯，經常在刊物上發表一些談青年思想的論文和散文，後輯為《前進的腳跡》，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是她1949年至1953年五年間，根據青年讀者所提的問題陸續寫成的，作者稱它是「青年們在前進的路上的幾點腳跡。」這些文章「簡直說不上一個名堂。在刊物上無以名之，名之曰『青年修養』」。

　　五十年代初期，由於工作需要，韋君宜甩開了自己敏捷的文思；擱置了如火如茶的學運生活；放棄了成名成家的道路，全力撲在創辦《中國青年》雜誌上，她成了青年崇敬的師長和知心朋友。在《前進的腳跡》後記中寫道：「只要針對他們的問題，登一篇小小的，哪怕是極不深刻的文章，也有成百的青年寫信來表示那樣真誠的感謝。那熱情使我不能不想：青年既要這個，就不容許我們不搞。只要自己搞的一點點東西，多少幫助青年摧毀他們在革命道路上遇到的思想障礙，能幫助青年變得更好一點，更健全一點，那麼自己就什麼名堂都搞不出來也該安心。我成不了理論家或文學家，我愛青年們，願意為青年們服這一點務」。多麼真誠的願望，無私的奉獻！

　　1955年，她調任《文藝學習》編輯，與黃秋耘共同耕耘這塊培養青年作者的文藝園地。她潛心致志，不遺餘力。到了1957年，禍從天降。因為刊物上討論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了鄧友梅的小說《在懸崖上》，又因黃秋耘寫了讚揚劉賓雁的文章，被橫加罪名，遭到批判，也株連了韋君宜。恰在此時，子岡主辦的《旅行家》雜誌，又發表了她的《乘公共汽車旅行記》，只因文章說了幾句真話，描寫了一點豔陽天下的陰暗面，恰好成為韋君宜錯誤的補充材料。

　　之後，她被打發到農村去鍛煉一年，又下放到二七機車車輛廠生活了一年。二年多的基層生活，為她的創作提供了源泉和素材。在農村，她寫感到新鮮的人和事，寫下放生活的感受和體會，後與人合編了反映農村新氣象的散文特寫集《故鄉與親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工廠，她和工人結合在一起，寫就了當時頗有影響的《北方的紅星》。在寫工廠史的過程中，她訪問了當年參加「二七」罷工的老工人，情感的交融和精神的鼓舞，重新點燃了蘊藏在她心底的創作欲望，她忘記了那令人窒息的低氣壓，悶著頭寫作。1960年，她調任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此後，她比較多地寫一些東西，「更重要的是，在那兩年文藝界的波濤洶湧中，自己經受了點風雨，覺得除去幹什麼寫什麼之外，好像開始對社會生活有了一點看法，一點自己的感受了。」

　　韋君宜真正的寫作剛剛開始，「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經早兩年來到了文藝界。從1965年起，她就擱筆不寫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一切寫作都變為罪行，一切與寫作有關的人，都變成了「黑作家」、「黑筆桿」，韋君宜當然也不例外，她被關進了「牛棚」，後來又同大家一道去了湖北咸寧幹校，整天大會批，小會鬥。這段難得的機會和特殊的身分，使韋君宜細膩地觀察了社會，剖析了人生，她在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她說：「這段生活簡直奇妙到難以令人理解……我簡直成了歐洲中世紀供人扔石子娛樂的小丑。起初，我心裡恨極了，我簡直是初次發現人類會如此之野蠻殘酷和翻臉無情。在幹校當賤民，一直到1971年，我才獲得了『解放』。這以後不久，我卻又成了連隊指導員兼支部書記……這一段人生難得的機會，迅速變化的經歷，『階下囚』和『座上客』的反復互相轉換，使我看清了好多人的內心。」

　　在幹校，她的創作欲望雖十分強烈，但卻無權寫作。1973年，她被調回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工作很繁忙。每天要處理成堆的稿件，她利用工作之餘，一點一滴地把生活中錯綜複雜的矛盾和鬥爭記錄下來，以完成她多年的夙願。從此，她一發而不可收，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創作的高峰攀登。

　　創作道路上的冷靜思索

　　《女人集》收錄了韋君宜參加革命以來寫作的大部分小說，可以看成是作家的一部代表作。其中包括她在老解放區寫的3篇，「文化大革命」前寫的12篇，1976年10月以後寫的2篇。這十幾篇作品，記錄了作家幾十年的鬥爭生活，也真實地勾畫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党的教育下，這些年來一直在想些什麼和幹些什麼。」「先是誠心誠意地接受思想改造（《群眾》、《三個朋友》）；再是使勁謳歌黨、謳歌社會主義新人新事和革命傳統（《阿姨的心事》、《獎品》及關於長辛店的那幾篇）。在漚歌的同時，也依稀地看到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裡一點點小灰塵和小波折（《女人》、《訪舊》、《畸人》），寫出來是想把它拭掉」。

　　如果說，過去作家所漚歌的，確實是她自己感受到的美好的東西，那麼，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她寫的一系列作品仍然是她親身感到的社會上「存在著不小的陰暗面。」製造這些陰暗面的人，正是「四人幫」以及一些「挖」社會主義，「偷」社會主義的人。不斷地探索生活發展的動向和規律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貫穿在她作品的始終；毫不掩飾的真摯情感，是作品的靈魂所在。使人信服，令人深思。

　　《女人集》中《清醒》和《參考資料》兩篇作品，表現了已經老去的思想單純的幹部對於這些複雜問題的思索。在思想內容上，它們有著密切的聯繫，描寫了兩代人，經過十年浩劫之後，對現實的思索。一類是周青雲和母親式的老幹部，年青時曾真誠地追隨革命，出生入死。組織上的話，她唯命是聽，即使在幹校接受改造時，也依然如此。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時期，她的思想發生了猛烈的震動，對於過去宣傳工作中存在的欺人說謊，不講真話的不良傾向，產生了懷疑和動搖。他們從溫沌的狀態中驚醒了，終於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呐喊。「我老實錯了嗎？我應該學乖巧點去哄哄他們嗎？不！我不！一切歪曲和謊話永遠是可笑的」。

　　另一類人是《參考資料》中的兒子，從小在革命環境中，在父母安排的「蜜罐」中長大，受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單純、幼稚，最相信馬列主義。他認為這是天經地義，並不是因為「馬列主義比非馬列主義有什麼好處；他並不知道馬列主義以外的任何主義。這種教條式的、填鴨式的教育，使年輕人思想簡單，精神虛弱。當席捲全國的「風暴」掀起之後，他立刻迷失了方向，驚惶失措，盲目追隨。隨著鬥爭的深入，當他看清「四人幫」的騙局的真實內幕之後，便又虛無得一乾二淨，什麼理想、事業、信仰、前途，只是一片真空。「這裡的生活沒有真理，沒有忠誠，沒有理想，沒有糖也沒有蜜。」兒子這一代人出現的思想真空，是時代的產物。隨著時代的前進，年輕一代的心靈創傷是會得到治癒的，對此，作家充滿了信心。母親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我想過，像我青年時代經歷過的那樣一個世界，都還能夠改變，就因為有我們這樣一群呆丫頭、呆小子；現在這局面，如果也有這樣一群人，難道就改變不了嗎？那麼厲害的『四人幫』不是已經垮了嗎？」

　　兩代人的思考是現實的，也是深刻的。儘管有著尖銳的矛盾和衝突，一定會在社會的巨大變革中消除的。小說的主人公在思考，作家也在思考。這種思考是可貴的，是作家莊嚴責任感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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