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楊沫(4)

楊沫(4)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後，楊沫離開了大清河來到張家口擔任《晉察冀日報》的編輯，並主編過日報的文藝副刊。第三年夏，國民黨反動派向解放區大規模進攻，內戰開始。楊沫在張家口晉察冀邊區婦聯工作，負責編《時代婦女》。1947年她參加了解放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鬥爭，擔任過《人民日報》的編輯，直至1949年，才回到闊別十二年的北京，迎來了全國的解放。

　　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楊沫曾有過創作長篇小說的衝動，但環境不允許。她利用戰鬥空隙，寫過不少中短篇小說、散文、評論通訊等。在戰亂中遺失不少，保留下來的作品分別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葦塘紀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紅紅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沫小說選》，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沫散文選》、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與浪花》等集子中。

　　散文《在後方醫院》、《回憶》、《罪惡的見證》是楊沫獻身革命，在鬥爭中改造世界觀的文字見證。十年的革命經歷，把她從一個官僚地主的後代塑造成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在後方醫院》通過一天的休養生活，把眼前的溫暖和抗戰的艱難以及北京的流浪生活加以對照；而在1946年1月完成的《回憶》裡，當1945年結束了八年抗戰生活來到了張家口市、住在精緻的洋房裡又激起她長久的回憶，想起十七歲在北戴河邊徘徊的日夜，想起回北京後流離的生活，想起抗擊日寇的英勇奮戰。她激動地寫道：「我常常想，像我這樣一個小知識分子，如果不是參加了革命，不是黨把我哺育成人，我不是墮落了，也會被病魔奪去了生命。」為了配合土地改革，為了改變稿件中那些偏於說教的文字，楊沫往往現身說法，1946年夏天為《時代婦女》寫了《罪惡的見證》這篇生動的寫實文章，開篇就寫道：「我曾經是大地主的女兒。我永遠記得父親豢養下的警察鷹犬，和母親雪白小手裡的兇惡皮鞭」。她毫無保留地揭露父母欺壓農民的罪惡，集中描述了小寡婦和秀妮兩個農村婦女在父母的爪牙欺詐殘害下，自殺身亡的悲慘遭遇。她說自己是用農民的血哺育起來的。楊沫在十七歲母親死後，曾繼承了一些地產，她決心結束可怕的地主生活，不顧親友反對，把地賣了，楊沫那時已經有了與家庭決裂的意識和實際行動。參加革命之後，她又從一個人道主義者變為共產主義者咱覺革命的精神不斷增長。她不斷地深刻解剖自己，在這篇文章最後寫道：「我還時常憎惡自己血液中那麼一些可怕的毒菌。每當我接近貧苦的農民，我的心裡常湧起一種深摯的熱愛和不可名狀的歉疚。我像對他們負了罪，總想為他們多做一點事情。」這是楊沫可貴的革命者的品格，也是表現在她身上的鮮明特色。

　　她在1946年春寫的《神秘的大葦塘》、《在兵站上》和1948年寫的《鄭德富家倆口子》，都是楊沫在這段鬥爭實踐中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真人真事。《神秘的大葦塘》是作者寫的「敵後抗戰生活雜記」之一。為了對付敵人殘酷的大掃蕩，戰士們把大葦塘開闢成後方陣地。雜記描寫的正是「這千百年來渺無人煙的荒涼綠莽中」出現的「抗戰史上神話般的生活」。她歌頌這神聖的地方「將在抗日戰爭的歷史上，留下光榮而奇特的一頁。」《在兵站上》熱情地漚歌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光榮負傷的戰士，細膩地描繪了兩位重傷員面容堅毅、神色昂揚的精神狀態。與革命戰士有著血肉聯繫和真摯的感情，使楊沫的創作飽含深情。如今幾十年過去，她在《在兵站上》的小序中說：「至今思之，似有一股火焰般的激情澎湃五內……生活在我身上進發的火花——使我能夠成為一個作者的火花，難道沒有那些犧牲了的戰士的鮮血所凝聚的氧在催發嗎？」是的，楊沫能寫出震撼心靈的《青春之歌》，能成為著名作家，和她對革命、對革命戰友的深厚感情是分不開的。《鄭德富家倆口子》用血和淚控訴了萬惡的舊社會，老實勤勞的農民被剝削得一貧如洗，掙扎在死亡線上。作品通過鄭德富兩口子的悲慘遭遇道出一個真理：只有實行土地改革，才是農民擺脫貧窮的出路。

　　楊沫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洗禮，生活基礎扎實多了，經驗也豐富起來，她擺脫了「亭子間」文學空泛浮淺的局限，寫出《接小八路》、《窮光棍結婚》、《葦塘紀事》和《七天》四篇小說，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大大前進了。

　　她1949年寫的短篇小說《接小八路》和1948年寫的《窮光棍結婚》表現貧苦農民經過偉大鬥爭，挺起腰杆，當家作主，精神上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楊沫沒有選擇轟轟烈烈的鬥爭場面，卻把鏡頭對準了日常生活場景。短短的不到兩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現出老貧農劉貴對八路軍的兒子「小八路」從怕到愛的轉變。土改勝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語的劉貴豁然開朗了。這樣一個變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結果。如果沒有親身經歷土地改革運動，親身體驗廣大農民翻身作主的喜悅，是寫不出《接小八路》的，更寫不出《窮光棍結婚》。一個三十多歲的窮光棍要結婚了，在農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窮光棍李鳳桐過去被人看不起，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住在村邊石洞裡。土改時，他當了貧農團主席，積極、熱情、辦事公道，在群眾中變成了英雄。年輕寡婦許志玉、漂亮姑娘許鳳娥、作過童養媳的王大愛都愛上了老實憨厚的李鳳桐，願意嫁給他。連愛給幹部挑毛病、說俏皮話的小老頭許文慶，因眼瞎整天坐在家裡的張富貴的娘，都圍繞著李鳳桐要結婚的故事，栩栩如生地登上楊沫設計的舞臺表演。楊沫曾常年生活在農民之中，獲得了農民的感情、思想和語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現農民這方面，更得心應手。她寫許志王愛上李鳳桐，在她眼裡這個雇工真漂亮，連那雙眼睛都極有神采，「黑眼仁就像要咬人似的」。描寫淳樸的李鳳桐的喜悅心情，楊沫讓他做出這樣的動作：「舊灰軍帽摘下戴上，戴上又摘下」。李鳳桐和王大愛的戀愛場面別有風趣。倆人一前一後地走著，王大愛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兒裡來了，她鼓足了勁兒還是結結巴巴地說：「鳳桐哥，你看我行嗎？」李鳳桐的心突突跳起來，他大膽地一把抱住大愛，在她的臉蛋上輕輕咬了一口。大愛高興得「哎呀」了一聲。鳳桐放開手，喘呼呼地說：「你放心……組織上許可我要你。找媒人說說……咱們就結婚。」他們怕有人來，很快鬆開了手，走回村裡。這一對青年男女的語言和動作寫得多麼有聲有色有味道。有農民氣息，也有時代氣息。

　　《葦塘紀事》和《七天》是楊沫在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1949年創作的兩篇中篇小說。勝利了，面對祖國的解放，楊沫熱淚盈眶。她首先想到的是過去的艱苦歲月，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激勵她動筆寫作。在寫《神秘的大葦塘》這篇散文時，她曾在小注中這樣表示：「寫起小說這類費力很大，而自己的能力——結構、佈局、使用語言、個性刻畫——說起來本無能得可憐……」那時葦塘的生活使她激動，但又覺得駕馭小說的能力還不夠。三年過去，楊沫的創作能力提高了，終於完成她創作生涯中第一個中篇《葦塘紀事》。這篇描寫冀中葦塘地區反掃蕩的鬥爭生活的作品，又一次再現出人民戰爭生活的場面。《七天》描寫的是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一場地道戰。一位老同志帶領七個新學員，在漆黑的地道裡與日本鬼子周旋了整整七天七夜，終於取得勝利。關於這個時期的作品，楊沫在《紅紅的山丹花》的後記中總結道：「我感到它們的內容扎實了，有了生活基礎，也有了些群眾語言。但是，我並不喜歡它們。它們被我寫得太實了，也就是現實生活太多，浪漫主義太少。豐富、光彩奪目、充滿戰鬥氣息的沸騰生活，卻被我寫得那麼平淡無奇，黯然失色，不能動人心魄。」楊沫在從事文學活動的歷程中和她從事革命活動一樣，不斷解剖自己，總結經驗教訓，創作也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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