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楊沫(5)

楊沫(5)

　　《青春之歌》：投身革命生涯的血

　　新的戰鬥開始了。回到闊別已久的北京，楊沫的心不能平靜。沙灘紅樓，就像一位歷史老人，如今又看見它了，埋在楊沫心頭多少激動人心的故事，一下子全蹦了出來。走進西山溫泉的山光水色，鑽人熱鬧起來的北京小胡同，又把楊沫帶回悲苦奮進的少年時代。天地變了，生活變了，可那流逝了的歲月卻在楊沫的心中永駐。最初楊沫在《人民日報》社擔任編輯，不久轉到北京市婦聯擔任宣傳部長。1950年楊沫生病休養期間，多少年來要創作長篇小說的願望又翻騰起來。閒暇時比激戰中更懷念親人，更流連往事。受玷污自殺的貧苦女兒秀妮，被軍閥絞死的方伯務，1933年那照亮前程的除夕之夜，在北戴河徘徊海邊的痛苦與絕望，與大學生玄的最後分手，「九·一八」之後群情激昂的學生運動，抗戰八年在冀中平原的日日夜夜，解放戰爭中的土地改革運動，那些數不盡的犧牲了和活著的英雄們，都在楊沫的腦海中活躍起來。是時代塑造了楊沫的靈魂，是時代給了楊沫創作的命題。在思想、感情、生活藝術的準備都已完成之後，到了和平環境，楊沫才有條件實現她多年的宿願。1951年楊沫提筆開始創作長篇，到1952年底寫出二十萬字的初稿，這時她調到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擔任編劇，從事專業創作。把頭腦中的形象變成文字是個艱苦的過程。而楊沫又處在病的折磨中。她常常是躺在床上寫作，寫了改，改了寫，滿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寫，經過六七次的修改、重寫，艱難地熬過六年漫長的時日，終於完成了長篇小說《青春之歌》。

　　三十七萬字的《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在此之前《北京日報》曾連載過其中幾章。初版的三十五萬冊《青春之歌》，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中獲得巨大反響，人們爭相傳看、購買。第二年，楊沫一鼓作氣，將小說改編成同名電影。崔嵬、謝芳、秦怡、康泰、於洋等著名導演和演員參加了這部影片的製作。《青春之歌》為楊沫贏得了聲望和榮譽。盛名之下的楊沫仍然是那樣謙虛、熱情、質樸。她吸收了讀者的一些意見，用三個月時間，又進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一章，全書達四十多萬字，於196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激蕩了千百萬人的心，前後銷售達四五百萬冊，被翻譯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臘、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十幾國文字出版。在日本，從1960年翻譯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十二次，出版二十萬冊，這在日本也是驚人的數字。

　　這部小說描寫北京的愛國青年學生在「九·一八」至「一二·九」的歷史風暴裡所進行的頑強鬥爭。成功地塑造了幾位青年共產黨人的形象，刻畫了從苦悶訪惶到覺醒的成長中的知識分子，寫出他們的痛苦、歡樂、愛情和戰鬥，也描寫了幾個動搖、沉淪以至叛變的社會渣滓。在民族危亡系于一發的歷史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走上舞臺充分表演。書中描寫了眾多的人物，但各具特色，他們有自己的生活環境，成長道路，有不同的政治態度和處世哲學，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以及愛情生活。爽朗熱情、瀟灑不羈的盧嘉川常帶著狡猾頑皮的微笑；穩健沉著、淳厚質樸的江華更多的是工人氣質；「希臘女神」般美麗的林紅面對死亡鎮定自若。這三位堅定的共產黨人具有共產主義戰士的共性，又有自己獨特的風采。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裡自私平庸的餘永澤和戲弄人生、玩世不恭的白莉蘋，個性和生活環境截然不同，但都走向沉淪墮落的泥坑。溫柔、善良、沉靜的王曉燕也走過曲折的路，但終於覺醒投入革命懷抱。而戴愉從共產黨裡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到叛變投敵也有他自己獨特的發生、發展過程。還有徐輝、羅大方、許甯、李槐英等眾多青年知識分子群像，表現了時代的特徵和風貌，他們又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影響著主人公林道靜。

　　《青春之歌》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林道靜這個革命知識分子形象。楊沫對她太熟悉，太瞭解了。在這個形象裡有楊沫自己的生活經歷，更有楊沫的閱歷、思考和典型化。楊沫站在更高的角度細緻地寫她所熱愛的人物，使人物光輝奪目又血肉豐滿。林道靜純潔、善良，有時表現得乖僻、執拗、倔強，有時又感情脆弱而纏綿。她那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對愛情的熱烈追求都是獨有的。她從一個富有正義感、反叛封建婚姻的個人奮鬥者成長為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經歷了艱難的歷程。要不是空前的民族危亡、激烈的學生運動，要不是黨的教誨，要不是她親身的實踐，她也許會走向另一條道路。林道靜的不幸、追求、抉擇處處扣人心弦，她的方向在三十年代的知識青年之中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在今天的現實中無疑也有她特別的教育意義。

　　《青春之歌》的寫作長達六年時間，但讀起來卻使人感到流暢、緊湊，好像作者一提筆便沒有停頓過，嘩嘩地一直寫下來一般。人們拿起書幾乎可以一口氣把它讀完。楊沫有本事把讀者帶進《青春之歌》的時代，讓讀者關心她筆下的人物，特別是林道靜的命運。愛書中可愛的人，恨書中可恨的人。這是一部熱烈、悲壯而深沉細膩的長篇，充滿了激動人心的藝術力量。這部長篇小說在當時，猶如清新甘露，浸潤著千百萬讀者的心。林道靜、盧嘉川、江華等文學形象以巨大的磁力吸引過整整一代人。

　　小說的缺點和不足之處，我感到最突出的是語言方面，無論是交待情節、描寫人物以及對話等等，語言似乎不耐咀嚼、尋味，缺乏多變的表現力。這可能正如茅盾所分析的：作者的「詞匯不夠多，句法也缺少變化」的原因。

　　《青春之歌》問世後，不僅在讀者中產生了影響，在教育、文藝、青年等部門也受到矚目，各報刊發表過不少讚揚、評論的文章。1959年初，《中國青年》、《文藝報》兩家雜誌社曾開展了對小說的討論，許多學校、工廠、共青團組織也掀起了討論，把對《青春之歌》的評論推向高潮。大多數人認為這部小說是優秀作品，持相反意見的代表是郭開，他在同年第二期《中國青年》和第四期《文藝報》上發表了題為《略談對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和《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全盤否定《青春之歌》。他認為「書裡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作者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進行創作的……沒有認真地實際地描寫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作者給她（林道靜）冠以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嚴重地歪曲了共產黨員的形象」等等。這種教條主義的亂扣帽子受到廣大讀者和文學工作者的嚴肅批評，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它不僅重新抬頭，而且發展到頂點。文化專制主義者把《青春之歌》誣衊為「反黨、反毛主席，為反黨分子樹碑立傳的大毒草」，說「在青年讀者中起了極壞的腐蝕作用」。這部小說遭到全國二百多種小報的批判。五十年代不正確的文學批評，六十年代後期法西斯式的文藝專斷，都沒能擋住楊沫前進的步伐。她不斷總結《青春之歌》的創作體會，寫過《我為什麼寫〈青春之歌〉？》、《什麼力量鼓舞我寫〈青春之歌〉》、《談談〈青春之歌〉裡的人物和創作》（1958年），《談談林道靜的形象》（1977年）等等。楊沫堅持走自己的路，儘管有時快，有時慢，但她並沒有停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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