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羅洪(4)

羅洪(4)

　　1944年，朱雯在內遷屯溪的上海法學院教書，同時從事寫作和翻譯。上海孤島時期那段生活，在羅洪的創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她把那些觀察和感受，寫成《友誼》、《踐踏的喜悅》、《王伯炎和李四爺》等短篇小說，寄往浙江和福建的報刊發表。她這時期的作品與抗戰初期的創作很有不同。這時期的作品比較深沉，在寫作方法上更注意人物的刻畫。在她談到《踐踏的喜悅》時曾說：「這裡我想告訴讀者們，上海在魔掌之下，是怎樣的恐怖，而有些人是怎樣的袖手旁觀，惟恐不能好好地做個順民；有些人又只想在別人的奮鬥及犧牲上面，建築他們的美夢。」還有《友誼》，它揭露人與人之間的虛偽和刻薄是很深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另一組小說，《後死者》、《我們十五個人》、《雪夜》等篇，著力寫了青年人追求光明衝破黑暗的心情，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如何滿腔熱忱地通過人物的行動，來表達青年人對祖國的熱愛之情。

　　抗戰勝利了，興奮的浪花衝擊著她，她覺得那希望之花已經開遍了原野，一個繁榮富強的祖國，將從戰爭的灰燼中誕生。但不久，她失望了，八年抗戰之後的祖國又被拖進戰爭的火海。羅洪原來為上海《正言報》編文藝副刊《草原》，到1947年就辭去了這個工作。她把前一階段發表的短篇小說編成兩個集子：《這時代》和《鬼影》。這兩本集子裡所收的作品是抗戰前後寫的，雖然作品的分量有所差異，但背景是一個相同的時代，作者的愛憎和所刻畫的各種人物形象，都是令人難忘的。羅洪在《鬼影·序》裡說，在敵偽統治下，她是抱著極大的熱情來寫作的，「我要把這些幢幢的鬼影在讀者面前指點出來……」

　　這時期，她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在清華同學會開展過幾次活動。雖然也為《文藝復興》、《文藝春秋》等刊物寫過幾篇小說，但創作熱情遠不及抗戰期間旺盛。那時，朱雯正在翻譯阿·托爾斯泰的三部曲《苦難的歷程》，常常把俄國那時的情況同中國相比，羅洪覺得，中國正處於革命勝利的前夜。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羅洪興奮地迎接新社會的誕生。

　　那年秋天，輔仁大學的法國人善秉仁為編纂《中國現代小說和戲劇》及《中國當代小說和戲劇》兩書，專程赴上海徵求文藝界部分人士的意見，葉聖陶、徐調孚、趙景琛、臧克家、唐弢、梅林、孔另境及羅洪夫婦參加了在康樂酒家舉行的茶話座談。1950年，那兩本書的中、英文本同時出版，在羅洪的著作目錄裡，只收了她的部分著作——《春王正月》、《兒童節》、《活路》和《這時代》四種，而對於她作品的評論也不甚恰當。

　　剛解放時，羅洪尚無具體的寫作計劃。那時，創造社成員洪為法和小說家馬仲殊都在上海南洋模範中學任教，洪邀她去那裡任課，她答應了，同時也在徐匯女中教課。1950年，她參加中國作家協會，夏天，作協上海分會組織土地改革工作隊，她利用暑假的機會參加了青浦縣的土改，同年冬天，又利用寒假的機會到紹興參加土改。1952年五反運動開始後，她參加上海文聯與各單位抽調的人員混合編成的隊伍，到工廠進行工作。接著，又去農村，參加民主改革。

　　羅洪對一切新事物，總是積極地用自己的行動去擁護。一個作家，像魚離不開水一樣，永遠不可離開生活。羅洪不放過學習的機會，經常深入基層，熟悉、瞭解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這時她寫了不少反映農村和工廠生活的散文和特寫，編成《燈塔照耀著我們》（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3年，她作為作家協會的代表，參加了全國第二次文代會，同年開始，先後在《文藝月報》、《上海文學》、《收穫》等文學刊物擔任編輯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編輯工作期間，她十分認真負責，看稿非常仔細。審讀以後，對來稿不論用與不用，總要提出比較具體的意見，尤其對工人業餘作者，她花的精力更多，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都給他們作詳盡的指點。如果來稿有一點可取之處，她就更加熱情地鼓勵他們，一次又一次提出具體修改意見，務使作品提高到可以在刊物上發表的水平。後來已在文壇上做出成績的中青年業餘作家，他們的確也沒有忘記在自己成長的道路上羅洪所灑下的心血。有位作者寫信給她：「我調離上海，已十五六年。想到當年你熱情關懷，具體指點，手把手的教導，使我在創作上有所前進，常常感動萬分，思念不已……」在編輯工作繁忙的情況下，只要有機會，她總不忘到群眾中去。1955年她到安徽省鳳陽生活了一段時間。在舊社會，鳳陽是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苦地方，解放後農民組織起來，成立了合作社，但跟魚米之鄉的江南相比，農民生活仍然十分艱苦，勞力少的人家，只能以高粱為主食，終年吃不上幾餐白麵；炒菜時，用一根雞毛在油罐裡蘸一點油，然後在鍋上一轉，就算用油水了。她住在一家只有母女二人的農民家裡，每天幫他們幹點雜活，聊聊家常，她們把羅洪當成親人。樸素的農民，特別是貧困地方的農民，言語不多，但情誼極深。羅洪說：「我臨走那天，背上背包走了一裡多路，回頭一看，那婦女默默地還在後邊送我，一直送到車站。這是我畢生都不能忘懷的一個形象！但是，我一直沒有把她寫進我的作品裡，當時，我怕處理得不好，就會讓人感到是小資產階級情調。」這次短期生活她所寫的反映安徽農村生活的短篇和散文輯成一個集子名《咱是一家人》（1955年，上海文藝出版社）。

　　1960年，上海作協組織參觀新安江水庫工地，她和巴金、唐弢、柯靈、魏金枝、蕭珊等一些作家都參加了。羅洪面對一大片人工湖水，想起抗日戰爭時曾經路過的建德等城市，都已淹沒水底，而那裡的居民早被安排在新建的城鎮之中，這就使她深切地體會到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權，才能興修規模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改變祖國山河的面貌。這次訪問，都寫了文章，但她覺得這只是浮光掠影的記錄。

　　羅洪訪問過我國著名的水稻專家陳永康，給她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他種的那大片水田，可以說是藝術品，整齊、乾淨，富有生命的力量，一派欣欣向榮；他削的田岸，那光潔的模樣，竟像手摩的一般……，羅洪寫了一篇特寫，但總覺得感受沒有寫完。後來，當她正準備以小說的形式描寫陳永康的事蹟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中國的大地上造起反來；於是，羅洪被推進了冰窟，創作熱情結了冰。她同許多作家一樣，受了磨難。在烏雲蔽日的那些年頭，她決心一輩子不再動筆，並慶倖自己的子女都愛好自然科學，沒有走父母的路，吃文藝這碗飯。她感慨地說：「文藝，這碗飯太難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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