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羅洪(2)

羅洪(2)

　　1925年上海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殺害工人顧正紅的五卅慘案，這一暴行激怒了全國人民：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一致支援上海工人階級的鬥爭。當時蘇州女子師範（那時已改名為蘇州女中）是一所管理嚴格的學校，學生每學期只能出校三次。但是，席捲全國的風暴使這所死水般的學校也掀起了巨浪。發動罷課、募捐，她是一位積極分子。她們挨家串戶宣傳，要大家支持工人罷工，反對帝國主義。整整三天，她講話講得嗓音啞了，走路走得腿骨疼了，但心情異常振奮，她覺得這是在維護受人欺淩的母親，在為祖國而戰。後來，她們班級，又發起了義演，準備演出田漢的著名話劇《咖啡店之一夜》。全班同學誰也沒有演出經驗，也不知如何排練。但大家熱情高漲，推選演員，竟把她選為主角。她不示弱，全力以赴，果真演出了水平，獲得好評。就這樣，這所沉寂的學校，在時代的急流裡頓然活躍起來。

　　羅洪，一個愛國主義者，她的中學時代是在軍閥混戰、帝國主義不斷挑釁中度過的。天真，經過現實生活的錘煉，變得成熟了，她帶著對舊社會的不滿，進入了文學界。

　　1929年中學畢業後，她回家鄉當了兩年教師。第二年，她便開始寫作。處女作是隨筆《在無聊的時候》（1930年5月16日刊於《真善美》第六卷第一號），第一篇小說《不等邊》於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雜誌發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說《校長女士》（發表在《婦女雜誌》上）是她觀察了一位校長頗有典型的性格、行動後寫出的，由於細節加工不夠，真人的影子較濃。小說發表後，一方面感到高興，一方面又怕校長報復她。結果，那位校長見了她總是笑，一反常態。其實，那篇小說雖然也有點批評，卻沒什麼刻薄的嘲諷，因此校長對她也沒有什麼惡感，這樣她才放了心。

　　處女作發表後，她仔細考慮了生活與創作的關係、如何進行藝術構思等問題，並用自己第一次創作的感受，去印證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這樣，她開始了寫作生涯。為了保證有充裕的寫作時間，她辭去學校工作，到蘇州當家庭教師，為一個初中學生補習功課。這時，她認識了蘇州東吳大學學生——作家、文學翻譯家朱雯（1911．10．12—1994．10．7）。朱雯是一個有才華的文學的青年，他從事詩歌和小說創作，已經出版了一個短篇小說集《現代作家》。那時朱雯在編輯文藝刊物《白華》，當時的知名人士鄭伯奇、綠漪（蘇雪林）、趙景深、嚴良才、汪錫鵬也都撰稿支持《白華》。

　　1931年春天，巴金到蘇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羅洪對巴金剛在《小說月刊》上連載的長篇小說《滅亡》很感興趣。她覺得《滅亡》是巴金運用自己特有的表現方法來表達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跟巴金一起的還有研究歷史的楊人（木便）。當時巴金只有二十七歲，比較沉默，但待人熱情而誠懇，他正創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這一年她與朱雯（王墳）合出了書信集《從文學到戀愛》（文華美術圖書印刷公司）。

　　那時，朱雯愛讀沈從文的小說，且經常得到這位來自湘西、當過兵的作家，用自己的創作實踐指點青年進行創作的長信，每每讀了沈從文寫給朱雯的這些信，羅洪都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發。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義憤填膺，紛紛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朱雯以應屆畢業生的名義，通過鄭伯奇的介紹，邀請上海大道劇社來蘇州作宣傳演出，主要演員有鄭君裡、周伯勳、劉保羅，還有女演員胡萍，演出了《亂鐘》、《放下你的鞭子》等優秀劇作。在三天演出中，羅洪做接待工作。這一抗日宣傳活動受到警察當局的嚴密注意和干預，幸而事先得到消息，通知他們逃跑，否則就很可能被「一網打盡」。這件事，使她對社會現實有了新的認識。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她完成了一篇三萬字的小說《水》，寄給《小說月報》，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閘北一場大火，燒毀了編輯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離開蘇州時丟失。後來，她將其中一部分內容，寫成了短篇小說《到哪裡去》。

　　1932年春，她與朱雯在上海結婚，他們的請柬印得新穎別致，趙景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這事；婚後住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桃源村，做了王瑩的鄰居。當時洪深正為《晨報》主編《每日電影》副刊，朱雯被邀約撰寫電影評論和電影藝術理論文章，羅洪繼續從事短篇小說創作。同年8月，他們回到家鄉。

　　在殘酷的歲月裡，中國一片黑暗，帝國主義的侵略，當局的腐敗，各地災荒連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年輕的羅洪，懷著一顆同情與不平之心，在她寫作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廣闊的社會。她家雖住城鎮，卻在農村有親戚，因此與農民常有來往，這使她瞭解不少農村生活，聽過不少關於農民生活的故事。她當家庭教師的那家官僚地主，也使她進一步認識了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與壓迫。一些中小地主對農民盤剝之狠毒，是目不忍睹的，這在《到哪裡去》和《稻穗還在田裡的時候》兩個短篇中有所反映。

　　在寫長篇小說的前後，羅洪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和特寫，多發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編的《申報·自由談》上和王統照編的《文學》、施蟄存編的《現代》以及《大公報·文藝》、《國聞週報》等刊物上。王統照看了她這時期的小說後，曾寫信鼓勵她，說她的小說嚴謹，且善於刻畫。1935年，上海未名書屋出版了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腐鼠集》。關於這部小說集的書名，羅洪說：「這個書名，當時我起得很得意：《莊子》上有一段話：『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我覺得用『腐鼠』來比喻我這些不足道的文章還是十分恰當的。」這是她謙虛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裡說，書中的故事都是社會給她的一個悲哀或個人生活的一點悲哀，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擴大起來，便成為筆下的小說。羅洪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從她在文壇上邁出的第一步，便把國家的命運，大眾的命運，視為自己創作的生命。

　　從上海回家後，她就動手創作長篇小說《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這部長篇的故事背景是故鄉松江，小說通過一個兼做投機買賣的綢緞店老闆的店鋪的倒閉，描寫了各種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經濟解體，民族資本主義興起的故事。綢緞店老闆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騙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剝削欺哄別人，在他店裡存了錢的小戶人家，有的竟鬱急而死，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謂社會上層人物，表面上講禮義廉恥，暗中卻勾心鬥爭，互相傾軋，大魚吃小魚的黑暗現實。一位評論家說，這部小說氣氛比較沉鬱，作者沒有給故事安排一個結局。但它所給予讀者的認識意義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說集《兒童節》，編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五輯，收在裡面的是表現方法、藝術構思有相似之處的幾個短篇。羅洪對小說的特點十分注意，這幾篇都是心理描寫細緻，採用樸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節一個橫斷面，整個結構嚴謹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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