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沉櫻(3)

沉櫻(3)

　　這就是女主人公的思想，她追求個性的自由和發展，但結了婚，懷了孕，似乎「一個美麗的夢境破滅了」，每天要過憂愁的日子。這種生活是她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果不愜意地活著」，她情願死。這種生活，她認為是受罪。如果這樣，「我一向的理想都消失了」，「前途完全黑暗了」，她不願作「一個自己所不願意作的人」，她覺得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可怕的深淵，「什麼都完了！」最後，她打了胎，「一件失掉了的東西，又重新得到了」。但快樂是永遠在希望與想像之中的，而實際上則只有空虛。

　　小說主要刻劃的是一個爭取男女平等，並為社會有所貢獻的女性的形象。現實使她時常悲傷，而追求又使她變得倔強：不聽丈夫的百般勸阻，堅持打胎就是證明。她不願「只好聽其自然」，而是「為什麼對於不願意的事，要聽其自然就算完了？」她要求自我解放，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她作戰的對手是封建社會及其思想。我想，這就是沉櫻這類小說在當時的積極意義。但總的說來，主人公的追求、理想等，都較空泛，沒有和社會、民眾的解放結合起來，顯得沒有實在的社會內容，似乎同當時嚴酷的現實距離較遠。

　　除了這類戀愛小說，沉櫻還寫了一些很有進步思想傾向的作品，顯示了她創作中的思想深度，這是我們不能忽略的。

　　《主僕》是她創作中最有社會意義的短篇小說之一。作者以平鋪直敘的手法，客觀地描繪了老王的典型性格以及主人的虛偽。老王四十多歲，身軀並不壯大，「手臉是和那破爛的衣服一致的汙黑，使人一時看不清他的五官是怎樣的形狀」，他是只知道姓王、沒有名字的僕人，在沒有自來水的城市裡，做著挑水的職業。他駝背，頭總是低著，有毛病的眼睛老是俯視著腳下的地面。他給李家挑水，領取微薄的代價，由於其他僕人的憐憫，他常能得到準備倒掉的飯菜。為了報答這種「恩惠」，他總是到廚房裡幫忙，自動地掃地、倒垃圾，做著別的僕人不願做的事情，於是慢慢地有了近于僕人的地位，而實際上，他是僕人的僕人，遭受著主人和僕人的雙重壓迫和剝削。他老實得連句話都不會說，更不會討好人。他除了為主人服役，還得聽「同事」差遣。每天，他是第一個起床，生火、預備別人的洗臉水、打掃院子、收拾客廳、到河邊挑水……渾身的力氣總是用得沒有一點剩餘。但他的勞動沒有代價，主人並不給他工錢。老王是個阿Q式的典型。當了李家的僕人，他覺得是意外，是升高，是一種夢想不到的幸福，並抱著極端勤奮的決心來報效主人的「恩典」。老王老實，脾氣卻倔，遇到別人昧著良心的冷嘲，也受不了，很想發作一下，但一想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也就忍住了。於是，他更為忙碌：「燒火呀，洗碗呀，洗菜呀，幾乎成了他的固定的分內的事了。總之，他除了睡眠之外，所有的時間和力量完全是供別人差遣的。」在作者筆下，老王的性格是有發展的。他有奴性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生活，漸漸地使他「感到一點不平和不滿，他常想到比自己的工作輕了幾倍的僕人，除了額外的進款以外，每月還有三四元的工資，而自己是一點工資也沒有，每月一元的水價，由他去買別人的水用……還要自己貼出錢來。」他不平，但卻沒有不幹的意思，氣憤不過，忍受不了時，便發恨停工一兩天。這時，他總是說身子有病，躲在門房裡睡覺，或跑到外面閒散一下，在坐滿了穿著破棉襖的人們中，喝點酒。他常常挨駡，被冤枉，他覺得自己不但不該挨駡，而且認為要去罵人才對。但他的火氣不能發，也不敢發，不過又始終難以平靜下去，一個消極的反抗辦法就是裝病。他一輩子沒有結婚，也曾為娶親的事而煩悶。在李公館，其地位在僕人之下，但一走出這個惱人的公館，他說話的聲音就響亮起來，態度也大方，一點沒有在主人面前那種愚蠢的樣子」。他有許多怨恨，加上賭錢的慘敗，都給他可悲的心靈上塗滿了陰暗的色彩。但他經不住太大花言巧語的誘惑：「去做點小生意，娶個親，老婆孩子地成個家。」幾句話，消除了他的一切氣惱，於是又一心一意地照著太太的吩咐，一刻不停地埋頭作事去了。

　　老王有天真、善良，有愚蠢、無知，也有反抗。作者通過具體的敘述和細節描寫，使這位頗具幾分阿Q性格的僕人，活現在我們面前。他最終是不幹那種既沒工錢又要墊水錢的差事了。當他想到自由自在地生活總比忍氣吞聲好時，臉上露出剛毅的微笑來。也許，這就是僕人對不平生活的反抗，但它實在缺乏力量。固然，我們不一定就要求僕人去參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但作者應該寫得更高一些，而擺脫現實生活的實錄。當然，作家寄寓僕人的深切同情和對其弱點的諷刺，對社會揭露之深刻，雋永老練的筆法，都說明這是一篇成功之作。小說《舊雨》寫青年女子的命運，讀了它使人想起廬隱的《海濱故人》等小說。小說主要通過李琳珊北上旅行，與大學將畢業的中學同學黃昭芳相會而展開的。她們一塊到北京升學的六個人中的三個，由於戀愛而中途退學。有的作了太太，有的墮落，有的婚後受氣，過著貧困的生活。小說並沒有多少故事，主要是以對話傳達著一切。黃昭芳是一位進步的女性，對社會，對現實有著自己的認識：「女人，真也難怪被人輕視，什麼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結果仍是嫁人完事，什麼解放，什麼奮鬥，好像戀愛自由，便是唯一的目的，結婚以後，便什麼理想也沒有了。」「什麼戀愛，反正最後不外乎是結婚，可是結了婚，女人便算完了。」她一語道破的，正是「五四」運動後，所謂婦女解放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婦女不能就業，沒有經濟上的真正解放，必然淪為男人的附屬品，雖是一生奮鬥，爭得自由戀愛、結婚（就知識界而言，這一點也不是所有的婦女能如願以償的），但結果，除了生男育女，還有更悲慘的結局。抱著獨身主義的黃昭芳就要畢業了，焦急地面臨著失業的威脅。她和李琳姍都懷念充滿幻想和希望的中學時代。那時，「雖然也說不出希望是什麼」，但「總有個空想的夢」，覺得將來是希望無窮的；「現在呢？從前的夢消滅了，新的夢也造不起來了」，「現在簡直是什麼希望也沒有，只剩下謀生活的念頭」。這便是她們，也是那個時代青年思想的真實寫照，是現實給一代人心上烙下的印記。當她們談到加入革命党的蕭英時，黃昭芳低聲而嚴肅地說：「你說蕭英信的主義，到底怎麼樣？實在說，我真是莫名其妙。」李琳姍說：「我覺得無論誰也不能不贊成，因為我們想不出另外還有能根本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了。」這是一個積極的答案。她們都承認自己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太深，善於苟安，混日子。在李琳柵旅行的歸程中，沉悶代替了來時的快樂，同學們各種各樣而又不相同的不幸結局，都不時地在她心頭閃現，她傷感地預感到自己也將是她們不幸中的一員。「她們走上的路，現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並且即使不情願，遲早也非走上去不可。」雖然李琳姍已經現實地看到了自己的未來，但她卻景仰起有著自己信仰的蕭英來。

　　這篇小說反映了婦女解放的問題，並有深刻的認識力。苟安思想重重的李琳姍，最後對革命黨員蕭英的崇敬之情，這個結尾使主人公最終呈現出光彩，發人深思，深化了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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