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謝冰瑩(7)

謝冰瑩(7)

　　從1930年起，謝冰瑩與魯迅有書信往還。1936年10月19日魯迅與世長辭。這一噩耗，使病中的謝冰瑩痛苦萬分，當即抱病草書祭文《紀念魯迅先生》，並在黎烈文主編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發表文章：

　　像午夜裡爆發了一顆炸彈似的，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傳來，
　　使每一個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怔住了！
　　正當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到了最猖獗，中華民族的生
　　命危在旦夕，勞苦大眾處於萬重壓迫之下的非常時候，一生為真
　　理，為正義，與封建勢力，帝國主義者奮鬥的魯迅先生，不幸因肺
　　癆而與世長辭了！這不僅是中國文化界一個巨大的損失，而且是
　　全世界新興文化領域裡的一個莫大的損失！
　　在一個黑暗的時代裡，帝國主義者及其爪牙，為了要鎮壓勞
　　苦大眾的反封建反帝運動，不惜用種種慘無人道的毒辣的手段
　　來壓迫他們，屠殺他們；拿著一支筆，努力暴露舊社會的黑暗醜
　　惡，指示新社會的光明與幸福，描寫被壓迫人類生活的慘苦的一
　　切思想前進的作家，都有舉步荊棘之感。我們偉大的魯迅先生，
　　在這樣險惡的環境裡，始終抱著不屈不撓的精神，與萬惡的舊社
　　會奮鬥……在他的文章裡，從來找不出「消極」「幻滅」的字眼，他
　　的思想始終是一貫的反帝反封建，一直到他臨死的前兩天，他還
　　是那樣倔強，那樣抱病校稿，撰文，計劃著要印的書籍。
　　魯迅先生，你是盡了你的責任而過早永遠的休息去了，一切
　　敵人們將不知要怎樣高興，因為現在又少了一個領導青年大眾
　　的「叛徒」了。但是，成千成萬的勇敢前進的文化工作者，正在繼
　　續著你未完的工作，正在猛烈地和敵人們鬥爭，只這一點，你是
　　可以在九泉之下感著安慰的。

　　永存在我們心坎裡的悲哀，是描寫不出的，真正的紀念你，
　　惟有從艱苦的環境裡，打出一條血路來，解放被壓迫的中華民
　　族，解放全人類的奴隸！

　　雖然，謝冰瑩不願介入文化界的矛盾和鬥爭，但她對於魯迅先生的崇敬溢於言表。從這篇祭文中，我們又可窺見謝冰瑩的人格。

　　五

　　1937年，當她正在南嶽衡山半山亭療養的時候，盧溝橋上抗戰的炮聲把她從病床上趕到了前線。她母親病故不久，父親又患重病，但她顧不得感情的創傷和親情的挽留，心，撲向了戰火，她毅然告別家鄉，永別了父親，奔向戰場。她說：「這是一個大的轉變，也是北伐以後第一次痛快的生活。」大革命時代的青春活力，又在這位「女兵」心頭生長起來，她，還是那位「女兵」！

　　謝冰瑩來到長沙，立即發動婦女到前線為傷兵服務，四天內便成立了一切都是自備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對她的行動，統治者並不以為然，還罵她們無用，說女人是不能上前線的。但由她負責的婦戰團還是搶先上了前線。她舉著鮮紅的團旗，她們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高呼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華民族解放萬歲！」的口號告別了長沙，許多人都流著熱淚為這群熱血沸騰的女青年送行，其中也有孫伏園先生。

　　這是謝冰瑩一生最快樂的經歷之一，她說：「真的，我不知用什麼文字來形容我的快樂」；她一直認為那是最值得回憶最有價值的既艱苦又悲壯的人生！

　　在戰場上，她始終抱著「救一傷兵，就是殺一敵人」的信念。她們雖然沒有同敵人直接拚命，但為「受傷的戰士洗傷口、敷藥、繃紮、倒開水、餵飯、用溫柔的語言安慰他們，用激昂慷慨的話鼓勵他們，為他們寫家書，尋找舊衣服給他們禦寒，送書報給他們看，講述時事給他們聽……」，她們不分晝夜地工作著，戰鬥著，她們睡的是潮濕的地鋪，喝的是泥溝裡的污水……生活是苦的，但誰也不說苦，誰也不怕苦。

　　在抗日戰爭的烽煙裡，謝冰瑩跑遍了運河東西、長江南北，跑遍了黃河流域，在漢口作過「前線歸來」的講演，也曾在重慶為《新民報》編輯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習慣後方的生活，於是又奔向徐州；台兒莊大捷中那堆積如山的戰利品，使她興高采烈。這時期她寫了許多報告文學，後來在廣西出版了一本《五戰區巡禮》。在歡樂與痛苦、光榮和侮辱、血淚與火交熾的戰時生活裡，她憑著自己的勇氣，「衝破了黑暗」，「斬斷了枷鎖」，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憶說：「我沒有一天停止過我的工作，雖然我個人是勝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顧整個的國家仍然在被敵人侵略著，全中國的婦女還在過著被壓迫、被輕視、被歧視的生活，我不能放棄我的責任，仍然要向著人類的公敵進攻；總之一句話，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惡勢力奮鬥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顧國立編譯館黃維特的反對，不在後方作「太太」，堅決到前方。到重慶，她在報上發表消息，動員民眾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組織婦女上前線為傷員服務。謝冰瑩4月5日到宜昌，受到當地軍民的歡迎，她為九十四軍作講演，疾呼救亡圖存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神聖職責。在那裡，她組辦救護人員訓練班，第一次認識在基督教全國總會任訓練主任的賈伊箴，冒著敵機的狂轟亂炸到前線視察，同詩人臧克家討論戰時文學問題。後來她又在老河口組織了一個訓練團，全身心地投入抗戰。她搜集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材料，並及時地寫成文章，把為祖國而戰的無名英雄介紹給千百萬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編《黃河》文藝月刊。她說：「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憶的，常常把稿子帶到廚房去看，左手抱著孩子，右手寫文章……」

　　《黃河》是當時西北國民黨統治區僅有的大型純文藝刊物，對當時的小說創作有頗多貢獻，不少撰稿人後來都是知名作家。這期間，她出版了《新從軍日記》、《在火線上》、《戰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寫給青年作家的信》、《抗戰文選集》及《在日本獄中》。後者是在華山三元洞寫成的。寫作是需要環境來配合心情的，但在景色幽美的華山來寫獄中生活，太不調和。但她到華山的目的不是遊山，而是寫作，如果把用生命換來的寶貴材料永遠埋在腦子裡，是對不起一個作家的良心的。她在《櫻花開的時候》一文中說：「無論做什麼事情，只怕動手，一動手，總有一天會成功的。自從那晚下了決心以後，我便開始擬小題目，一共寫了二十三個……」，「我對於寫作的態度，是非常認真的：只要一動筆寫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節上，我沒有心思來做別的事，甚至聽到孩子的笑聲，我也並不高興。……我要使全部的情感沉浸在回憶裡，使那一幕幕血淋淋的、驚心動魄的場面，像電影似的在我眼前演放；因此我在兩個星期裡，決不和孩子玩，我只等他們一出去，馬上把門關上，同時用藍布把窗戶遮住，只露出四分之一的窗口，使光線暗淡得像獄中一般。在這樣的佈景和氣氛下，我寫得很快，精神貫注，一氣寫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更是我寫作的理想時間……在豆大的菜油燈下，許多小青蟲來撲向燈光，起初它們飛得很高，慢慢地它們又受了創傷，翅膀被火燒得支支作響；但它們並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厲地掙扎著，奮勇地向前猛撲；最後，它們的小生命都被犧牲了，後來者又踏著它們的屍體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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