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謝冰瑩(6)

謝冰瑩(6)

　　當她乘船到達長崎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她看到這樣的「號外」：「皇軍佔領瀋陽！支那軍慘敗！張學良逃亡！」

　　她不相信這是事實，難過得流出了眼淚。國難，激烈地搖撼著那」顆愛國之心，她想馬上回國參加作戰，把我們的東北奪回來！但同行者勸她，說到必要時留學生可以全體回國……

　　這個機會很快就到了：留日中國學生一千余人，在東京舉行了一次「追悼東北死難烈士大會」，與日本偵探、警察發生衝突，不久，大部分留學生帶著受了無數次傷的心回到祖國的懷抱。

　　謝冰瑩一到上海，便發生了「—·二八」淞滬戰爭。她參加了著作者抗敵協會，白天參加醫院組織的救護隊工作，晚上寫稿，編輯週刊《婦女之光》。她還動員了三百多個婦女參加抗戰工作。這時期，她認識了女作家白薇、詩人柳亞子和林庚白。刊物被法國帝國主義強行停刊後，她滿懷失望飄流到福建，在廈門中學和天真純潔的青少年在一起，她說：「教書的確是一件最快樂的事，……喜歡幫助他們研究文藝的工作」，上課時他們是師生，下了課便是好朋友。

　　謝冰瑩像一個喜歡播種的園丁，幫助學生為《廈門日報》編輯文藝週刊《曙光》，還和謝文炳、方瑋德、郭莽西、遊介眉創辦了《燈塔》月刊，那是廈門唯一的文學刊物，是沙漠中綻放的一支燦爛的花朵，但只出了兩期便被迫停刊。

　　她喜歡廈門，那海，那浪，那純潔的孩子，但環境壓迫她，使她又像失落在虎狼群中的羔羊一樣，隨時都有被捉拿的危險。當時和現在都一直有人認為她參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動，任婦女部長，還說她是社會民主黨。她雖然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員有聯繫，他們也曾邀請她去工作，但確實和這個「政府」沒有關係。她說：「我是個愛好自由的人，我不願意參加任何黨派，也不願意捲入任何政治漩渦，更看不起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擁護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機革命家。」經過幾年的政治動亂和生活的磨難，使她逐漸形成了只是憑著正義感和良心去生活去寫作的人生觀。說到這之前的生活時，她曾講：「在上海時，曾為了左翼的問題，鬧得天花亂墜。報紙雜誌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內戰文字，而沒有看到他們放棄共同為國家為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頭來悄悄地歎息，我始終沒有加入過他們的陣線，沒有被任何人利用寫過一個字的幫閒文章。」這是她對左聯成立後上海文壇的看法，她覺得「內戰」是不應該的，而應—致對外。

　　儘管她在福建僅僅是個中學教員，但「婦女部長」的頭銜卻在當權者的檔案裡備了案。她必須悄悄逃走。回到上海，就在《申報》上看到包括她在內的通緝名單。柳亞子勸她回故鄉躲一躲，於是她到了長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裡，應趙家壁之約，整天閉門寫作，《一個女兵的自傳》就是那時完成的。

　　女兵自傳的寫作完全是被動的。當時正在良友圖書公司主編中國文學叢書的趙家壁很欣賞她的文章，一再寫信要她趕快寫完一部書交他出版，書名也已擬好，叫做《一個女兵的自傳》，並限她三個月之內完成。「我當時真是誠惶誠恐，忐忑不安。……我那時一來為了想籌備旅費重渡東瀛，完成我的學業；二來借寫作可以減少一點精神上的苦悶，於是就勉強答應下來。我先擬定了幾十個小題目，準備每個題目，最少寫一千字以上，最多不要超過三千。那時候，我還沒有養成寫作的習慣，完全隨著興之所至，有時一連寫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覺；有時一連十來天也不動筆，所謂一曝十寒，正是我那時的寫照。」

　　女兵自傳斷斷續續發表了一些，深受讀者的歡迎，但直到她從日本回來才交了上卷，1936年3月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女兵自傳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她在談怎樣寫《女兵自傳》時說：「當我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就下了一個決心，我要百分之百地忠實，一句假話也不寫，完全根據事實，不渲染，不誇張，只有絕對忠實，才有價值，才不騙取讀者的熱情。」

　　在她寫作的作品中，最使她傷心、痛苦的就是寫《女兵自傳》。她說：「我要把每一段過去的生活，閉上眼睛來仔細地回憶一下，讓那些由苦痛裡擠出來的眼淚，重新由我的眼裡流出來。記得寫上卷的時候，裡面有好幾處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寫，一面笑，自己仿佛成了瘋子；可是輪到寫中卷時，裡面沒歡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寫的時候，我不知流了多少淚，好幾次淚水把字沖洗淨了，一連改寫三四次都不成功，於是索性把筆放下，等到大哭一場之後再來重寫。」

　　對於寫作她是很嚴肅認真的。她喜歡把故事裡面的情節和人物，翻來覆去地思索，直到打好腹稿，許多對話能朗誦出來，這才開始動筆。她說她要學習托爾斯泰一連把《戰爭與和平》修改七次的精神，《女兵自傳》她改了五遍。

　　由於生活的沉悶和對讀書的渴望，謝冰瑩不顧一切，又於1935年第二次赴日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院攻讀西洋文學。當時她有一個計劃：「再努力讀三年日文，然後把歌德、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巴爾紮克……幾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全部傑作，介紹到中國來」。

　　1936年4月12日，那是日本帝國主義用血淋淋的屠刀雕刻她的記憶的日子，是到死都不會忘記的。那天晚上，她剛補習日文回來，就被偵探抓到目黑區警察署去了。她被捕的原因是：當日本偵探三次問她去不去歡迎朝日的溥儀時，她不但不去，而且反對。謝冰瑩說：「溥儀，是什麼東西，不過是個遭到全中國人唾駡的漢奸而已」，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滿洲國」』。為了愛國，她蹲了三個星期的日本監獄，受盡了侮辱和痛苦，敵人用飯碗粗的圓柱子打她的頭（致使她留下永久的頭痛症），用四楞竹棍幾乎壓斷手的骨節，使她昏迷過去。當時日本的每家報紙都發了消息，上海的報紙也說謝冰瑩是「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活動分子」。後來柳亞子拍了電報，催促當時的駐日本領事館和留學監督處保釋，另外，也由於日本朋友的同情、幫助，才逃出虎口，回到祖國。但那些寫了八年，從未間斷過一天的日記和許多珍貴照片及原稿，通通被日本軍閥沒收。她那本《在日本獄中》，對她坐牢的生活，對祖國的感情、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都有著詳細的描述。

　　回到祖國後，她沒有在上海多呆，便取道香港到了桂林，不久便到南寧高中教語文，編輯《廣西婦女》週刊，還整理了十多篇散文輯為《湖南的風》由北新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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