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丁玲(9)

丁玲(9)

　　在農場，她結交了很多新朋友。《杜晚香》中的主人公，就是丁玲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丁玲將對她的瞭解和感情寫成一篇散文，小心地珍藏在帆布箱子裡，堅信在自己在世，或女兒、兒子、孫女、孫子時代總有與讀者見面的機會。

　　丁玲、陳明夫婦，用自己的言行，得到了人們的信任和熱愛，他們不再受人歧視，與人們平等友愛的相處。她充分利用各種條件瞭解和熟悉各種各樣的人，一個個活生生的典型，一條條新的生命，在作家的腦海裡跳動，湧向筆尖，落在紙上。她廢寢忘食，起早睡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積累著創作素材。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已寫了十萬字的生活記事；《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續篇《在嚴寒的日子裡》及若干短篇共十幾萬字也寫就了。可惜在浩劫中，它們都已蕩然無存。

　　1966年，空前的災難席捲了全國，一個普通人尚難倖免，更何況丁玲。對她的批鬥和折磨步步升級，暗鬥、單獨鬥、住牛棚、數不清次數的抄家……她默默地忍受著。精神上的摧殘，經濟生活的困頓，沒能把她壓倒，她像一株獨立支撐的大樹，迎風傲雪。

　　永不熄滅的愛情之火

　　「如果沒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沒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繼續寫出作品來的。」丁玲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

　　陳明和丁玲手攥著手，肩靠著肩，在生活的深淵中經受了委屈和苦難，走過了極其艱難的里程。

　　到北大荒後，丁玲遠離兒女，身邊唯一的親人就是陳明。他們共歡樂，共苦痛，再苦再累，只要兩人在一起總是甜蜜的。到湯原農場後有段時間，陳明到百十裡地以外去修鐵路，丁玲一個人留在家裡。每到星期六陳明要扒上拉煤的火車回來看望丁玲，下車後還要走幾裡路，待他到家，已經晚上十點多了。丁玲為他做好了晚飯，兩個人圍著小桌邊談邊吃，直到深夜。第二天早晨，陳明跑到幾裡地以外為丁玲挑上足夠吃一個星期的清水。丁玲坐在那裡不是寫上幾段發自內心的文字，就是畫上一幅流露出無限愛慕和喜悅之情的畫像，再取上一個名字「農工回來了！」然後兩人一起動手做午飯，飯後，陳明帶著幸福和辛酸，又回到了工地。多少次這樣的分離，多少次分離後的團聚，無論分離還是團聚，兩顆赤誠的心永遠在一起跳動。只有在逆境中，才能領會到這種生活的甜美。

　　1961年，陳明被摘去了「右派」帽子，1963年有關領導讓他回北京安排工作，丁玲也可以一同回京，但他們拒絕了，與其到北京受監督，不如留在農場「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陳明都進了牛棚，兩人連互相凝視一眼的短暫機會都沒有了。為了給丁玲送去力量，陳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給丁玲扔去揉得皺巴巴的紙團，或是一個破火柴盒，一張枯乾的苞米葉子，上面寫滿了只有丁玲才能認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這些用特殊材料寫成的「情書」，是丁玲生命的甘泉。她常常偷偷地拿出來撫摸，低低吟誦，陳明那些深情、希望和有力的話語，在她寒冷的心中點起了生之火把。

　　「永遠不祈求憐憫，是你的孤傲；但總有許多人要關懷你的
　　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會只有我獨自沉吟，你是屬人民的，千
　　萬珍重。」

　　這些奇特的書簡，可集以成冊、成書，可惜當丁玲被戴上手銬那天，當丁玲被脫光衣服搜身那天，這珍貴的財產被當做廢紙毀棄了，她的苦苦懇求，怎麼也感動不了那些鐵心人。但，這些書簡是屬丁玲的，它永遠不會消失，它已刻在丁玲心中，伴隨著丁玲走完了人生的歷程。

　　孤寂中的夢幻

　　1971年4月，丁玲開始了孤寂的鐵窗生活。她和陳明被分別關進一所北京附近的監獄。完全與世隔絕，一個月放一次風，沒有筆也沒有紙，什麼東西也寫不成。她痛苦極了：「孤寂，無窮無盡的孤寂，我有生以來，從沒有嘗過這種孤寂的滋味。」她隱約感到，這是她一生面臨的最大考驗。她暗暗告誡自己，不管怎樣，都不能讓自己的精神垮下來，不、對未來失去希望。她害怕自己將來變成啞巴，常自己和自己說話，一首一首地背誦唐詩。為了不使自己癱瘓，她利用斗室，想法增加活動量，頑強地鍛煉身體。她把看完的《人民日報》團成一個大大的紙團，稱之謂自製「籃球」，一個人往牆上扔，每天反復數百次。看守員用十分驚疑的目光揣測著丁玲奇怪的行動。在獄中，她有過不知多少次天真的夢幻，盼望有一天，會有好心的看守員對她表示同情，替她送來一張陳明的條子。她一天天等待著，盼了一千七百個日夜，在閃動著希望的火花中，熬過了漫長的五年。

　　1975年5月，丁玲夫婦獲釋了，被秘密送往山西長治滴穀寺下的嶂頭村「安家落戶」。這是個偏僻的山村，她的心在這裡得到了暫時的安慰。每當黃昏時分，夫妻倆漫步在山村小道上，生活得倒也悠閒。她生活在蟑頭村，好像又回到了暖水屯，回到了張裕民、劉滿、董桂花的身邊。那顆與人民息息相關的心，那支為人民代言的筆，又催她重新上陣。她克服了衰老、多病帶給她的困難，從頭開始《在嚴寒的日子裡》的寫作。她時而伏在桌子上，時而倚在牆邊；人們還時常見她胸前平端著一塊二尺見方的木板，木板上有四個洞眼，系上兩條帶子，套在她的雙肩上。這是陳明為她寫作而專門設計的，她常常在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寫字時，用上這塊寫作板。

　　在嶂頭村，丁玲仍然戴著「右派」的帽子，而且又是陌生的地方，但她的朋友之多卻不減當年。陳明經常教鄰家的兒童唱歌，說快板。每逢春節，他們給各家各戶送去大紅紙對聯。有的人晚上還常常集在他們的屋子裡說真心話。

　　從監獄出來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丁玲的右臂抬不起來，好幾位醫生看了，都說沒辦法。一位搞農業技術的大學畢業生，業餘鑽研針灸，經常給老鄉治病，從朋友那裡知道了丁玲的病情，每次回家，都為丁玲扎針。他家離丁玲住的村子十餘裡，來回三十多裡，走得滿頭大汗，仍不顧風險，堅持為丁玲治病。他說：「你們說她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讀過她的作品，我認為她不是右派。現在她的右手有病，不能寫作，別人不管，我來試試。」丁玲又回到人民中間來了，她那顆沉寂的心漸漸地恢復了生氣。

　　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了，丁玲陷入極度痛苦中，但偉大的「四五」運動像春雷一樣驚醒了她，她要奮起在自己的餘年為人民譜寫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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