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丁玲(8)

丁玲(8)

　　在桑乾河上

　　「這些人真使我感動，我不能不深情地望著他們，心裡擁抱著他們，而把眼淚灑在這難走的亂石澗上，灑在這片土地上。」（丁玲：似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

　　1945年初秋，丁玲組織延安文藝通訊團，於9月離開延安，徒步經晉綏解放區，年底抵張家口。她本來要去東北，因內戰中斷交通，只好在張家口停腳。人走進闊別多年的城市，情感卻仍停留在老解放區的農村，連做夢，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黨中央關於土改的指示傳達下來了。丁玲的眷戀之情有了新的寄託，她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她吃派飯，和身上長著蝨子的老大娘睡在一個炕頭，走家串戶，訪貧問苦，興致勃勃地和農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鄉分浮財時，有的老太太們挑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樣好，丁玲總是去幫忙挑選。村裡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適，她在旁邊馬上就能說出來，某處還有幾間什麼樣的房子，分給什麼人住合適。村裡的幹部都為她如此熟悉情況感到驚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個一個地去認識人、熟悉人。當她從張家口撤退時，一幅土地革命的壯麗圖景，已在她的頭腦中描繪出來了。她說：「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間的碎石路上，腦子裡卻全是懷來豚鹿兩縣特別是溫泉屯上改中活動著的人們。」「由於我同他們一起生活過，共同戰鬥過，我愛這群人，愛這段生活，我要把他們真實地留在紙上。」（丁玲：《〈太陽照桑乾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當她到了阜平的紅土山時，《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長篇小說的構思已經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張桌子、一疊紙、一支筆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寫作。在寫作過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厲害，只好把火爐砌得高一些，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間，才能入睡。每當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時候，就像火線上的戰士衝鋒陷陣那樣，堅持著寫下去。1948年6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終於完稿了。

　　它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作品描寫的是從1946年中共中央發佈關於上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國土改會議以前中國農村的偉大變革，以及農民在党的領導下的翻身過程；小說通過華北地區一個村子土改運動的真實描寫，深刻地反映了農村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與鬥爭，顯示了農村階級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丁玲在創作小說中的人物時，立足于現實，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一真人。黑妮這個形象即如此。丁玲說，她開始在懷來搞土改時，一個地主的侄女長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裡閃過一下，她向周圍的人打聽，才知道這個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難，卻被村裡一些人視為異己。丁玲雖然再也沒有見過她，但她的影子卻長久地留在記憶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這個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開拓了社會主義文藝前進的廣闊道路。195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使丁玲在中國和世界的文壇上得到了較高的讚譽。1957年以後，這本書跟著丁玲同樣遭到了不公正的貶抑。

　　歡欣、忙碌，忘不了歌唱

　　1949年，丁玲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個春秋，在風浪的衝擊下，她更加堅定、純真，贏得了很高的聲望。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文聯常委、《文藝報》和《人民文學》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主任等職務，傾盡全力完成黨交給她的工作任務。

　　她曾作為中國作家和中國婦女的一名代表，為保衛世界和平，發展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誼，積極奔走。散文《旅歐散記》等作品，生動真實地記錄了她這一時期的活動和見聞。

　　新中國的明媚春光，熱情、開朗、忘我勞動的人們呼喚著她，她決心用深情的筆墨描繪和歌唱她多年來夢寐以求，為之鬥爭的新生活。雖然事務纏身，她仍然寫下相當數量的評論、雜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時代中來》和《到群眾中去落戶》兩個集子中。其中有宣傳闡述黨的文藝政策的演說和論文，有關懷作家成長的書信和報告，有緬懷革命烈士，歌頌英烈們豐功偉績的紀念文章，也有歌頌中蘇、中朝人民友誼的篇章。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壓肩，仍儘量找時間到農村生活一段時間，或到全國各地去走一走，寫下了一些優美的散文《糧秣主任》（1953年）、《記游桃花坪》（1954年）等。這些作品同樣注重寫人、寫人的命運和人的內心，感情熾熱，藝術手法精巧細膩。

　　在逆境中——不忘人民

　　丁玲之所以成為舉世矚目的人物，除她優秀的作品，為祖國解放而戰的奮鬥精神外，還有一點，即她遭受到罕見的不公正的待遇後，在逆境中仍然保持著不忘人民，執著信仰、不懈奮進的可貴精神。

　　1955年，她被錯定為反黨集團頭目。

　　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時，又把她定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記》，連同在延安寫的《三八節有感》、《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以及新中國建立後寫的《糧秣主任》、《記游桃花坪》，一併成為反黨大毒草，她本人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並成了中國文壇上昭著的「罪人」。

　　消失了的丁玲，到哪兒去了？

　　她在人民中間生活，在北大荒勞動。

　　「對於一個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人來說，沒有一個地方是荒涼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實和豐富自己」。（《廬山訪丁玲》、《解放日報》1980年8月7日）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丁玲認為到北大荒不是充軍、勞改。她拒絕留在北京，要求到艱苦的環境中去。她說：「我是個作家，不能離開社會，不能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孤獨地寫作，否則，我一定會苦悶。不是說要重新做人嘛，我就在新的環境中做一個更扎扎實實的共產黨員！」行前曾有人勸她，改個名字吧！免得不方便。」丁玲說：「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風浪也頂得住，沒有什麼了不起。」語言鏗鏗，鐵骨錚錚，表現了共產黨人的英雄本色。

　　從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婦帶著「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先後在湯原和寶泉嶺農場養雞、養豬、種菜、鋤草、掃盲，搞家屬工作。她幹什麼都幹得很出色。

　　丁玲到湯原農場後，遇上農墾部長王震視察工作。王震關心地讓她當文化教員。在畜牧隊，丁玲的掃盲成績名列前茅。「還是老丁的隊掃得最好。」——掃盲對象爭相傳頌她的先進事蹟。她在生產隊出牆報，一點也不馬虎。為了畫好牆報插圖，她托人從外地買來不少繪畫參考書，這些書放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在農場，她還是個有名氣的養雞能手。

　　十多年來，她始終把自己看成是一個老共產黨。她實心實意地接受基層幹部的領導，也開誠佈公地提出對工作的意見，認真細緻地幫助幹部做群眾工作，她成了基層幹部的助手和參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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