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丁玲(7)

丁玲(7)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抗日救亡運動掀起高潮。為擴大宣傳，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按照黨的指示，組織了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任主任，吳奚如任副主任。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工作，九月底，丁玲、吳奚如帶領全體成員徒步經延安渡黃河到山西，在山西逗留六個月，途經十六個市縣及六十多個村莊，輾轉三千餘裡。1938年她又帶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奔赴國統區陝西潼關、西安等地進行宣傳演出，共活動了四個半月。

　　西戰團走到哪裡，抗日火種就撒到哪裡。他們每到一地，就在那裡搭起舞臺進行演出。當時有一位作家，曾在西北戰地服務團住過幾天，他十分感慨地對丁玲說：「你就這麼天天行軍，搭舞臺，拆舞臺嗎？」丁玲就是那麼單純地、神聖地、愉快地同一群年輕人，天天行軍，搭舞臺、開會、講話、演戲、唱歌、訪問、寫劇本……這是丁玲過去從不曾想也從未做過的事。

　　在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還團結和帶動了一大批頗有才幹的文化人，如塞克等。在工作中，丁玲非常注意發揮這些人的特長，並聽取他們的意見，有時也會對他們提出誠懇的勸告。他們常是愉快地說。「說得好！說得痛快！」

　　西北戰地服務團到西安時，她主編了一套《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由西安生活書店出版，全書約十來冊。團裡的通訊組還以戰地社名義，編印了《西北文藝》若干期。

　　丁玲在西戰團的團員中享有相當高的威望，人們尊重她，不僅因為她是一位早已在文壇上負有盛名的女作家，主要是因為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是一位不畏艱險的勇敢的鬥士。書店向讀者介紹《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一文中寫道：「丁玲女士是現代中國最勇敢的女戰士之一。自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她組織了西北戰地服務團，輾轉在山西等前線，作艱苦的鬥爭。她們這種為國效勞的精神實使我們感奮。本書的內容，就是他們在戰地的各種工作各種生活的反映。這裡面有血有肉，可歌可頌。」

　　在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結識了陳明。這位「—·二九」運動鍛造出來的共產黨員，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具有出色的群眾工作才幹。他當時是宣傳股股長，協助丁玲做了不少工作。共同的事業，親密的合作，使他們靈犀相通，結為伴侶，相扶相攙，直到丁玲生命的最後一刻。

　　當新聞記者，編《解放日報》副刊，進馬列學校，在中央黨校學習。這僅是她在延安生活近十年的部分記錄。更大量的時間，她生活在群眾中，心與戰士、農民相交融，她的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雙腳完全移向了工農大眾。這是丁玲一生中很可貴的、很幸福的時代，也是她創作實踐的一段黃金時代。豐收的碩果，來自辛勤的耕耘。這期間，她寫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夜》、《入伍》等小說。這些作品血淋淋地揭露了侵略者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表達出人民的抗日要求；細膩地描繪了知識分子在新天地裡的生活和思想變化。丁玲以對工農群眾的現實主義描寫，代替了她三十年代對於人民大眾生活的偏于意念的表達。

　　這些作品後來也像丁玲本人一樣，在褒貶毀譽之間升沉。小說中的主人公——鄉指導員、貞貞、陳老太婆、陸萍等人，也跟丁玲本人一樣被人批判和踐踏過，今天，他們又像山土的文物一樣，仍然清晰地刻著時代的印記，深深地留下了丁玲在鋪滿荊棘的路上走過的帶血的腳印。

　　丁玲從上海亭子間來到艱苦的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時代」，這一段漫長的路是「用兩條腿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它記載著作者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方面來的痛苦磨練過程。丁玲回憶道：「在陝北我曾經經歷過很多的自我戰鬥的痛苦，我在這裡開始來認識自己，正視自己，糾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這裡又曾獲得了許多愉快。我覺得我完全是從無知到有些明白，從感情衝動到沉靜，從不穩到安定，從脆弱到剛強，從沉重到輕鬆。」（丁玲：《〈陝北風光〉校後記所感》，《延安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正如馮雪峰在們丁玲文集）後記》中所說：「這些作品可以作為作者對於人民大眾的鬥爭和意識改造及成長的記錄。」

　　雜文《三八節有感》也是同期作品。她從關心婦女社會地位出發，就戀愛、婚姻、家庭等問題，列舉婦女所遇到的各種思想障礙，並提出，婦女要獲得解放「取得平等，得首先強己」，要有健康的身體，進取的精神，思索的習慣和堅持到底的決心。她從自己半生的經歷中領悟到並告誡婦女們：「沒有大的抱負的人是難於有這種不貪便宜，不圖舒服的堅韌的。而這種抱負只有真真為人類，而非為己的人才會有。」（丁玲：《三八節有感》）

　　這篇雜文反映了在延安婦女問題上存在著的某些真實情況，作者的態度是積極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卻忽略了延安當時的歷史環境和人們的思想實際。

　　在解放區，丁玲創作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寫了大量的歌頌新人新事的通訊報導。如《到前線去》、《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彭德懷速寫》等。

　　1942年，丁玲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後，她思忖著如何寫好工農兵的問題。胡喬木對她說：「你到工農兵中去吧！可以多寫些通訊報導，多寫些短文章。」同年7月，為紀念抗戰五周年，朱德約了幾位在延安的作家到總司令部所在地桃林去看電報，朱德說：「這裡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請你們看吧，看了好寫。」丁玲本不贊成作家沒有生活，僅從文字中攝取材料來寫小說的，但在那裡讀了兩天后，前方的英雄事蹟，確實是感動了她，她連續寫了《十八個》、《萬隊長》、《二十把板斧》（已散佚）等作品。

　　1944年以後，丁玲到邊區文協從事報導寫作，寫了《三日雜記》。後來延安召開邊區合作會議，會上，丁玲被豐富的素材所感動。不久，又寫了報告文學《田保霖》。《田保霖》發表的第二天，毛澤東專門派人送來了一封信，請丁玲和歐陽山去吃晚飯。在晚餐桌上，毛澤東對丁玲說：「我一口氣看完了《田保霖》，很高興。這是你寫工農兵的開始，希望你繼續寫下去。為你走上新的文學道路而慶祝。」不久以後，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又向大家說：「丁玲寫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寫工農兵。」

　　鼓舞和鞭策使丁玲邁開了新的腳步，她在人民群眾中進行了緊張的採訪活動。在楊家嶺，她訪問了從前線歸來的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劉伯承給了她明確的指示和具體的幫助。丁玲說：「他表現出來的才智、細緻，對於幹部的愛護，對人民的負責，更給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丁玲：《寫在（到前線去）的前邊》）

　　她還訪問了蔡樹藩、楊秀峰、陳再道、陳賡、陳錫聯等人。他們都很健談，提供了豐富、動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窯洞的黑角裡，一手扇著扇子，一手寫成了《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她高興得一邊寫一邊笑。

　　這些樸實無華的作品，表現了丁玲多方面的創作才能。她猶如一個高超的畫家，或輕描淡寫，或酣暢淋漓，繪製了時代的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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