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丁玲(3)

丁玲(3)

　　丁玲和她的作品受到魯迅、茅盾、葉聖陶等著名作家的重視，同時也有截然不同的反對意見。丁玲對我們說：「一篇文章拿出來，沒有意見，聽不到好，也聽不到壞，最怕這個。石頭拋到水裡還起波紋，何況文學作品。有贊同有反對是正常的。」

　　談到《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爽朗地笑了，但笑聲裡卻夾著一層淡淡的苦味。她說：「有人講『莎菲就是丁玲，她玩弄男性，追求性愛……』這些人不懂。莎菲怎麼能是我呢？我那時與胡也頻住在一起，還是比較幸福的，不像莎菲那樣，整天關在屋子裡很難受。但有沒有作家的東西，我認為任何作品都不能超出作家的思想，一定會有，沒有不可能。這個作品裡，有沒有我的東西，有，但不是什麼性愛，玩弄男性，主要是一種苦悶的東西，寂寞的東西，我都厭倦了的東西。到底追求什麼，自己也不明白，莎菲追求、嚮往的是她還沒有把握的……」茅盾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說過：丁玲是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於文壇。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所顯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負著時代苦悶的創作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選集》萬象書店，1940年）莎菲的反叛精神是可歌可頌的，她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反叛行為是值得當時的青年引以為戒的。

　　在黑暗中尋找「新人」

　　1928年2月，北國還是隆冬季節，風雪用殘酷的本性妄圖撲滅臘梅的光彩，而此時的江南，春風已經開始在阡陌間倘樣，挑逗溪流歌唱了。

　　丁玲和胡也頻帶著希望從北國來到革命文化中心的上海，跨入生活和創作的新階段。

　　在薩坡賽路二〇四號設備陳舊而雅致的新居裡，丁玲、胡也頻又開始摸索探求。胡也頻閱讀馬克思的文藝理論以及其他社會科學書籍，並寫作詩、小說和劇本。丁玲埋頭創作，寫了短篇小說《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同樣由葉聖陶發表在《小說月報》的頭條上。不久葉聖陶來信，表示可以出一本集子了，他親自去交涉推薦，終於在十月由開明書店出版了丁玲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丁玲解釋說：「我這本集子裡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中追求著光明的女性，所以書名定為《在黑暗中》。」

　　在創作的同時，胡也頻、丁玲和沈從文組成紅黑出版社，「帶著橫豎要搞下去」的決心出版了《紅黑》月刊，但是出過八期後還是不得不停刊；與此同時他們還編輯《人間》月刊，由人間書店出版。

　　1929年春天，丁玲的母親來到上海，她頭髮白了，皺紋多了，但仍然是那麼可親、沉靜。兩個年輕人生活儘管十分拮据，在母親面前還得裝得富足安逸。他們借錢借債，帶母親逛上海，遊杭州，希望歷盡艱辛的母親得到安慰。

　　以後不到兩年，丁玲的創作獲得豐收，寫下《潛來客的月夜》、《自殺日記》、《慶雲裡中的一間小房裡》、《過年》、《歲暮》、《小火輪上》、《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他走後》、《在一個晚上）、《野草》和中篇小說《韋護》、《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十多篇小說。

　　在她前期的短篇小說中，主要描寫不幸的婦女形象。有窮學生、小教員、作家、鄉下姑娘、熱戀中的少女以及任人踐踏的娼妓。她們有的已被時代喚醒，有的沖出了家庭，有的正在掙扎追求，但黑暗的社會使這群女性找不到出路，最終成了生活、命運、感情的俘虜。她們仍然是一群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又不知光明是什麼樣子的女性。丁玲透過她們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大革命失敗後人們的精神苦悶和病態心理。作品多為悽楚、痛苦和憤懣掙扎交揉在一起的感情。其中有些帶有虛無主義的色彩，但同時潛伏著不滿現實、追求光明的力量。

　　胡也頻、丁玲身處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漩渦中，「革命文學」的論爭也不斷影響著他們。到了1930年，上海又出現了新的革命高潮，左翼作家聯盟成立。胡也頻、丁玲積極加入這一陣營，並投身革命實踐。形勢要求他們創作更深刻更有意義的作品，胡也頻於1920年寫下《到莫斯科去》，這年又創作《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完成了他由小資產階級作家向無產階級作家轉變的過程。丁玲這時也逐漸意識到生活天地的狹窄以及立場感情上的限制給她創作帶來的局限性——「染上一層感傷」，「看不到應有的出路」，「有著很壞的傾向」。（丁玲：《我的創作生活》）她積極參加革命實踐，在時代潮流的衝擊和革命思想的啟迪下，她的小說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突破。從對舊勢力不滿、憤懣到走向革命的新一步，代表作應當是《韋護》和《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韋護》是以瞿秋白和王劍虹為模特兒。描寫一個從蘇聯留學歸來的革命青年韋護，愛上了少女麗嘉，熱戀中兩人都感到不快，麗嘉因為愛人忙於工作，沒時間對她溫存，而韋護則由於戀愛妨礙了自己的革命活動。矛盾中，韋護忍受痛苦，割愛出走，麗嘉也在痛苦中決心振作起來，投身革命。男主角是丁玲創作中所塑造的第一個革命者的形象，女主角則是從追求個人幸福中逐漸醒悟過來的新女性。新人。新事、光明，從感人的故事中透過來。丁玲說：我「曾以他（指瞿秋白）為模特兒寫過一篇戀愛與革命的中篇小說。雖然我並不滿意，我沒把主人公的革命的一面表現充分，那是我當時不易做到的。」（丁玲：《我對（多餘的話）的理解）（光明日報》，1980年3月21日）對革命者的形象寫得比較模糊，對革命實際描述得不夠具體真實，確是這部作品的局限，但是丁玲探索尋求出路，對革命熱切地嚮往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