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丁玲(4)

丁玲(4)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寫於這一年的夏秋，以上海群眾運動為題材，描寫的同樣是革命與戀愛的故事。前篇女主人公美琳，天真善良，有理想，不滿現實，她與作家子彬愛慕並同居，子彬卻是個不求進步、關門寫作、嘲笑攻擊普羅文學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革命潮流沖來時，美琳覺醒了，她不滿足悠閒、高雅的安樂窩，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終於拋棄了新式太太的生活，投入工人運動。後一篇的女主人公與美琳恰恰相反，她的名字叫瑪麗，是個自私的愛情至上主義者。她不顧一切地追求個性解放和戀愛自由，與革命青年望微結合。兩人之結合，也是真正互相瞭解的開始，根本道路的不同使他們之間發生嚴重分歧，終於互相拋棄。

　　三部小說都是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識分子為典型，描寫他們在大潮流的沖刷下，政治態度、思想感情的變化與對立。丁玲熱情地塑造了早期共產黨人的形象韋護和望微，儘管他們身上仍然帶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情調和氣質，這也是真實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但表現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對革命的忠誠，這是十分可貴的。

　　丁玲、胡也頻夫婦在創作上很有成就，名聲一天天大起來，但生活始終清貧如洗。他們辦刊物欠下不少債，為此不得不變賣家具、典當衣物，改換低一等的住房。1930年春天，胡也頻為了還債，曾一度去濟南省立高中教書。在那裡他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唯物史觀，宣傳普羅文學，一個多月以後丁玲也趕來。可是不久，山東省當局通緝胡也頻，他們又被迫于五月離開山東繞道青島回上海。

　　「飛蛾撲火，非死不止」

　　黃浦江穿過歷史的峽谷，無聲地流著。它在白色恐怖中，從黑夜走向黎明。回到上海後的沸騰生活是令人難忘的。丁玲後來回憶道：「我們都參加了左聯，也頻並且在由王學文與馮雪峰負責的另一個暑期補習學校教書。他被選為左聯的執行委員，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變了，他前進了，而且是飛躍的。我是贊成他的，我也在前進，卻是在爬。……這一時期我們生活過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艱苦都嚴肅……十月革命節的那天，我進了醫院。八號那天，雷雨很大，九、十點鐘的時候，也頻到醫院來看我，我看見他兩個眼睛紅腫，知道他一夜沒有睡，但他很興奮地告訴我：『《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已經完成了』。他說『光明不是在我們的前面嗎？』中午我生下了一個男孩。他哭了，他很難得哭的。他是為同情我而哭呢，還是為幸福而哭呢？我沒有問他。總之，他很激動的哭了。可是沒有時間陪我們，他又開會去了。晚上他沒有告訴我什麼，第二天他才告訴我，他在左聯的全體會上，被選為出席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並且他在請求入黨。這時我也哭了，我看見他在許多年的黑暗中掙扎、摸索，找不到一條人生的路，現在找著了，他是那樣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們前面，光明已經在我們腳下，光明來到了。」（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

　　胡也頻的政治活動日益頻繁，黨組會有時就在他們家裡召開。也頻交了許多工人朋友，丁玲記得一個工人來過他們家，像熟人一樣，他教她唱《國際歌》。丁玲感到從未有過的新鮮。

　　此時，這兩個年輕的革命作家，在黑暗中經過一段大膽的探索之後，思想前進了，感情昇華了，他們徹底擺脫掉痛苦仿煌的重圍，看到人生的曙光，信仰化為明麗的朝霞，照耀著前進的路。

　　胡也頻要去江西蘇區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了。他們本打算把嬰兒送回湖南，一同前行，但時間來不及，決定也頻一人先走。

　　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頻告訴丁玲，他要去開左聯執委會。他穿著暖和的長袍，興高采烈地走了。中午，他沒有回來，天黑後，外面刮起風來，他還沒有回來。一天，兩天過去……丁玲十分清楚眼前發生的一切。她內心痛苦地呼喊著：「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來，我實在不能沒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沒有爸爸。」

　　她四處奔波，組織、同志、朋友也在多方營救，但毫無結果。

　　這一天，2月了日，在龍華牢獄。白天，胡也頻給妻子寫好了一封信，告訴「年輕的媽媽」，他在牢獄裡的生活情況，並表示不會讓青春在獄中白白度過，他要寫出更好的作品來。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堅持寫作，要她不要脫離左聯，鼓起勇氣，擔當一時的困難……署名是「年輕的爸爸」。可是到了夜晚，胡也頻沒有料到，被捕的人們都沒有料到，事情來得這麼快，黑幕把他們二十三顆充滿希望，充滿理想的生命裹走了。

　　2月7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優秀的左聯革命作家胡也頻、李偉森、柔石、馮鏗、殷夫及其他革命者共二十三人，飲彈倒在龍華的荒野上……

　　不幸的消息傳來，丁玲不能自已地痛哭，瘋狂地痛哭起來。她「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堅強，他的熱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滿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衝撞了一生，他受過多少艱難，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個共產黨員，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從暗處伸來了壓迫，他們不准他走下去，他們不准他活……」悲痛之中，丁玲漸漸意識到，要挺起腰杆，要堅強地生活下去。她說：「悲痛有什麼用！我要復仇！……問題橫豎是一樣的。他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他用他的筆，他的血，替我們鋪下到光明去的路，我們將沿著他的血跡前進。」（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

　　在危難時刻，丁玲的意志沒有被瓦解，而是變得更加倔強堅定。她把剛滿三個月的嬰兒送回湖南老家，又奮不顧身地投入更殘酷的鬥爭。

　　她曾找過黨中央領導張聞天，要求到蘇區去，但組織上考慮，丁玲負責左翼機關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適。此時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進步刊物屢遭查禁，左聯書店被封閉，丁玲毅然挑起了創辦《北斗》的重擔。

　　丁玲的工作受到魯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魯迅借回答《北斗》雜誌的詢問，發表了《答（北斗）雜誌社問》，並為《北斗》翻譯和撰寫過許多文章。瞿秋白寫雜文是從給《北斗》寫稿開始，井以此為陣地，發表了大量論文與翻譯作品。馮雪峰、阿英、周揚、夏衍以及謝冰心、陳衡哲、淩叔華、沈從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發表作品。著名詩人艾青的第一首詩也是在《北斗》上發表的。《北斗》還積極參加文藝大眾化的討論，經常召開讀者座談會，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從中發現培養了不少文學新入和工農作者。

　　鬥爭把丁玲錘煉得更堅強、成熟。她不僅寫文章，辦刊物，還參加廣泛的社會活動。

　　1931年5月，她到光華大學講演，題目是《我的自白》，6月又去中國公學青白文藝社講演《死人的意志不在大家身上嗎？》。

　　「九·一八」事變後，她參加了上海反日大同盟的遊行示威，還化了裝，穿起皮大衣、高跟鞋，為貼標語的同志放哨。她曾一度上前線參加救護慰勞工作。

　　12月9日，丁玲與文化界夏mian尊、周建人、胡愈之、葉聖陶、郁達夫等二十多人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

　　1932年1月，她與樓適夷等人參加中國著作者協會。

　　2月3日又同魯迅、茅盾等四十三人簽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書》，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製造「—·二八」事件。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