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冰心(9)

冰心(9)

　　《分》具有幾分童話色彩，它寫兩個剛降生的嬰兒（他們都會說話，都有成人的思想，又有天真稚童的性格），通過他們的對話，對比，表現了不同家庭（一個是教授的兒子，一個是屠戶的兒子）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前途，表達了作者對勞苦大眾深摯的愛與同情。當他們剛到人間的時候，在醫院睡一樣的床，穿一樣的衣，一俟離開那裡，這兩個小小的新生命便從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並開始了不同的奮鬥。那屠夫的兒子有著自己的驕傲，他認為「我父親很窮，是個屠戶，宰豬的。……宰豬的！多痛快，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我大了，也學我父親，宰豬，——不但宰豬，也宰那些豬一般的盡吃不做的人！」他還對那教授的兒子說：「你將永遠是花房裡的一盆小花，風雨不侵的在劃一的溫度之下，嬌嫩的開放著。我呢，是道旁的小草。人們的踐踏和狂風暴雨，我都須忍受。你從玻璃窗裡，遙遙的外望，也許會可憐我。然而在我的頭上，有無限闊大的天空；在我的四周，有呼吸不盡的空氣。有自由的蝴蝶和蟋蟀在我的旁邊歌唱飛翔。我的勇敢的卑微的同伴，是燒不盡割不完的。在人們腳下，青青的點綴遍了全世界！」

　　從《分》發表之後，冰心又寫了《冬兒姑娘》、《我們太太的客廳》等等，這些小說都顯示出更深的社會內容，大異於以前的作品，這無疑是冰心的成熟和進步。冰心在她的《自述》裡曾寫道：

　　我覺得我如同一個賣花的老者，挑著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
　　擔在途中。在我喘息揮汗之頃，我看見許多少年精壯的園丁，滿
　　挑著鮮豔的花，蔥綠的草，和紅熟的果兒，從我面前如飛的過去。
　　我看著只有驚訝，只有豔羨，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
　　道我的弱點，也知道我的長處。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沒有
　　噴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
　　的事物上，我仍寶貴著自己的一方園地。我要裁下平凡的小小的
　　花，給平凡的人看！

　　每個作家，企圖描寫什麼，都必須有他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感受和認識。關於小說創作，冰心曾多次說：「我所寫的社會問題，還不是我從未接觸過的工人農民中的問題，而是我自己周圍社會生活中的問題……在這些小說裡，給予他們的就只是灰色的陰暗的結局，問題中的主人翁，個個是消沉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鬱了下去。我沒有給他們以一線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當其境的人，就還不會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辦法，而在我自己還沒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工農大眾，而堅決和他們結合之前，這一線光明我是指不出來的！那時，我還沒有體會到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聽到的種種問題，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來。」（《從「五四」到「四五」》）這是冰心十分合乎實際而又十分誠懇的自白。當然，描寫自己熟悉的人群及其生活，就是一位誠實作家的偉大人格。

　　六

　　「一個人不是生活在真空裡，生活的圈子無論多麼狹小，也總會受到周圍氣流的衝擊和激蕩。」

　　三十年代，中國到了最危急的關頭。每個中國人對國家、民族的前途，都開始有了自己的認識，做出自己的選擇。

　　1936年，吳文藻教授因獲得「羅氏基金會」遊學教授獎金而前往歐美訪問，冰心同行。行前，鄭振鐸在上海為他們餞行，冰心初次會見茅盾、胡愈之等人。在歐美遊歷了一年，所見所聞，在冰心心底投下了濃重的暗影，同懷著親親的母愛、兒童愛，禮贊雲霞的變幻，大海的壯闊、繁星的燦爛的第一次赴美留學的情況十分不同，她感到不滿和失望。當一回到祖國，正趕上盧溝橋「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她從此開始了流離遷徙的生活。

　　1938年9月，她全家遷居到雲南昆明，吳文藻任雲南大學教授。那時期，物價飛漲，一日數變，作家的生活得不到保證，冰心身體雖然不好，但是為了生活，還不得不扶病執筆。1940年底到四川重慶，從事文化救亡活動，在國民黨當局的監視下，曾主編《婦女文化》半月刊。1941年，在重慶大後方文藝界歡迎冰心、巴金的集會上，她第一次見到周恩來。1941年至1947年，她曾任國民黨政府國民參政會議參政員。這時，她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員，因病久住在重慶郊外的歌樂山，深居簡出。但文藝界的朋友倒是不斷登山造訪，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馮乃超等人，他們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濃蔭下，望著如帶的嘉陵江，暢談國事、家事和文藝。他們第一次在歌樂山相聚幾天後，老舍給冰心送來了郭沫若贈送的寫有一首五律的條幅：

　　怪道新詞少，
　　病依江上樓。
　　碧簾鎖煙靄，
　　紅燭映清流。
　　婉婉唱隨樂，
　　殷殷家國憂。
　　微憐松石瘦，
　　貞靜立山頭。

　　這首詩，寫的正是那時的冰心。在這個艱難的歷史時期，她以「男士」為筆名陸續發表了十六篇散文《關於女人》（1945年，天地出版社初版；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表現了她的「殷殷家國憂」的愛國主義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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