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廬隱(7)

廬隱(7)

　　後來她讀了幾本短篇小說，覺得長篇小說結構穿插難，還是先寫短篇為好。當時她寫了一個短篇，戰戰兢兢地去請教在她看來有著無上權威的文學教授，但這位只知道《經學通論》一類，沒有寫過小說的陳教授給了她當頭一棒：「你也想寫小說嗎？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這篇東西就不像小說，我看還是不寫吧！」她一氣之下，羞愧地把稿子給撕了。廬隱難過了好幾天，但並沒有灰心，壯著膽子又寫了一篇《—個著作家》。這是一篇歌頌純真愛情、揭露金錢社會的力作，女主人公因受氣生病而死，那著作家則用破瓶子刺破心頭，流著鮮血，呼喊著情人的名字，發表了對社會的抗議。那時，文學研究會剛成立，茅盾也是才接編改組後的《小說月報》。廬隱通過鄭振鐸認識了茅盾，這篇小說給了他。但廬隱一直心神不安地關心著這篇小說的命運，沒想到，一個多月後，她的作品竟在《小說月報》上登了出來。這是作者的第一篇作品！這猶如金榜題名，「從此我對於創作的興趣濃厚了，對於創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至此，她的才華有了真正的土壤，陸續發表了一批作品，在「五四」時期的文壇產生了影響。

　　文學研究會主張「為人生的藝術」，提倡寫實主義，探討人生的意義，都認為將文藝當作高興時遊戲或失意時消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反對封建禮教，是他們頗為一致的內容。廬隱在她的創作生活中，也是一貫遵循這樣的主張的。她也認為，作品應該含有時代的色彩。人們常說廬隱作品的題材面窄，但在「五四」運動的高潮時期，她的創作卻反映了頗為廣闊的社會內容。如描寫不甘醉生夢死的青年人苦悶的《海濱故人》，集中描寫農家女悲劇的《一封信》，表現赤手空拳的愛國學生被毒打的《兩個小學生》，反映紗廠女工悲慘生活的《靈魂可以賣嗎？》及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淚》，《曼麗》集中的《時代的犧牲者》、《一幕》和《房東》等短篇，雖然結構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觸及了社會的各個黑暗角落，作者的正義和不平燃燒著光明的火把，這樣的作品，在當時並不多見，這樣的作家也頗不多見。誠如茅盾在《廬隱論》裡所說：「『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

　　廬隱登上文壇之初，曾受到舊勢力和文人相輕的壓迫。但她沒有屈服，她說「幸而我天生就是執拗的脾氣，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則，無論別人怎樣冷嘲熱罵，我還是我行我素……」

　　在大學裡，她一共寫了幾十萬字的短篇小說、散文和遊記。第一次去日本，回來後寫了一本遊記《扶桑印影》，記載著她在日本參觀的見聞和感受。據廬隱自己說，這本遊記是被朋友拿去弄丟了，因又無副本，便沒有得到出版。筆者信了廬隱所說，又據她寫文章最怕謄清，也從不謄清，總是一稿寫完，稍作修改，便可成篇的創作習慣，深信她損失了這部旅日遊記。但據香港大學中文系楊玉峰先生雲，《扶桑印影》載當時丙辰學社的《學藝》雜誌第4卷第10期（1923年4月1日），只是不知是廬隱所忘，還是朋友代勞。後來終於讀到了這本遊記的複印件。

　　六

　　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她追求人生的意義，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覺得人生「比作夢還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裡，幾乎苦苦掙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裡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擾，不得解脫，把悲哀看作是偉大的聖者。

　　蘇雪林說，廬隱的作品，「總是充滿了悲哀，苦悶，憤世，嫉邪，視世間事無一當意，世間人無一愜心」（《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在《關於廬隱的回憶》一文中說：「在廬隱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們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廬隱的苦悶，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卻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天真可愛和過人處。」

　　冰心與廬隱，文學史家們把她們視為「人生派」中的一派。雖然她們都關心現實生活，都主張在作品裡表現時代色彩，但一旦這種思想和主張變成了果實——作品，她們的差別就顯出來了。冰心在作品裡，通過對無限生動的大自然和母愛的漚歌，表現出她對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廬隱的作品則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無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們負荷著冷酷、無情的現實，悲哀著走向人生的盡頭、有人說「黃廬隱對社會裡的任何人都不承認，她深深的感受著孤獨。謝冰心主張則不然，她認為在人與人之間，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樣，黃廬隱便必然的用著悲哀的視線眺望人間，而謝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無限的熱情來溫暖人類。她們倆，一個是對世界表現了完全的絕望，一個是感覺著被損害的偉大的愛可以如死灰之能複燃……」

　　有人說，廬隱由於深受北方風土習俗的影響，因而使她得以一個南方女郎，具有燕趙人士慷慨悲歌的性格。但是她的作品充滿了悲哀，這是那個歷史時期的產物。她的作品更多地帶有自敘傳的性質，其中主要人物身上，都有她的經歷、思想、感情和氣質。

　　廬隱作品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裡形成了一個特有的世界觀，這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環境是冷酷的，她幾乎沒有父母之愛，沒有親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裡感情受到了摧毀；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親人的相繼死亡，這殘酷的命運，使她悲痛欲絕。三是「五四」運動的落潮，給當時很多渴望光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帶來了重大影響，廬隱也是其中的一個。

　　廬隱曾說：「在第一個時期裡，已經確定了我的人生觀，到第二個時期，我的人生觀，由極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轉變，到了第三個時期，就是我已另開拓出一條新路來了，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她說的三個時期，是她十三四年創作生涯中的三個階段，其實，哪個時期的作品，都流露著悲哀的色彩，只是輕重濃淡不同而已。她曾說：「我不滿意這個現實的人間，一起頭我就這樣，其中所不同的，是從前只覺得傷感而不想來解決這傷感，所以第二步，我還是不滿意人間的一切，我還是傷感，第三步呢，不滿意於人間和傷感也更深進一層，但我卻有了對付這傷感和不滿意於人間的方法，我現在不願意多說傷感，並不是我根本不傷感，只因我的傷感，已到不可說的地步……」

　　只讀過她的作品而沒見過她的人，多半以為她是一位愁眉苦臉的女性，但實則不然。她自己也說，她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人格：「在文章裡，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為一切的傷痕、和上當的事實，我只有在寫文章的時候，才想得起來，而也是我寫文章唯一的對象，但在實際生活上，我卻是一個爽朗曠達的人。」「在寫文章的時——也不是故意的無病呻吟，說也奇怪，只要我什麼時候寫文章，什麼時候我的心便被陰翳漸漸遮滿，深深的沉到悲傷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寫完，我放下筆，我的靈魂便立刻轉了色彩……」（《廬隱自傳》）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觸過廬隱的作家，也都說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對「一生英風颯爽」（蘇雪林語），自己做過的事從不後悔。這是她創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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