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廬隱(8)

廬隱(8)

　　作為社會的人，都會關心社會的。「五四」運動初的「學生會時代」，廬隱是一個活躍分子，她是帶著「社會運動」的熱情跨進文壇大門的。那時候，她寫《新村底理想與人生底價值》（1920年，《批評》第四號）之後，不僅寫了《一封信》、《兩個小學生》等七篇那樣有著深刻現實意義的短篇和小品，也寫了《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1924年，《民鐸》第五卷第一號）這樣一些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筆鋒轉向「自敘傳」的性質：寫自己，寫愛人，寫朋友，都是現實主義的，因為它們反映了社會的一個側影，是真實的現實。茅盾說：「廬隱與『五四』運動，有『血統』的關係」，「廬隱，她是『五四』的產兒」（《廬隱論》）。當「五四」運動落潮後，在廬隱面前，社會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圍。人們所說的「廬隱的停滯」就是在這種主客觀的條件下產生的，但廬隱並不甘在這種氛圍中沉淪，她掙扎著，追求著，前後雖有幾次反復，但每次也都有所前進。

　　廬隱的小說《地上的樂園》，茅盾說它是寓言體的「一篇美麗的空想的『詩』，而且是『神秘』的『詩』。讀了那篇《地上的樂園》，人們會覺得在這裡就伏著廬隱作品中『苦悶人生』的根，也會覺得就在這裡也伏著廬隱『發展停滯』的根。」這裡，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觀。人的一切思想和實踐，是不能離開人生觀而存在的，所以說，那裡有「根」。

　　廬隱寫於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曼麗》，是她認為「從頹唐中振起來的作品」。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邁步一樣，步子邁得雖不高遠，卻決不是原地踏步或轉圈子。茅盾說，《曼麗》集中多數作品表示了作者頗想脫掉《或人的悲哀》以來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並企圖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她這次創作思想的變化有個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會的影響。「促成她這一轉向的，與其說是她個人生活上的變動，倒不如說是時代的暴風雨的震盪。」翟菊農在這本集子的序裡說：「這本小說集子比《海濱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內容說，《曼麗》的取材，範圍要比《海濱故人》寬些，例如《房東》一篇，《海濱故人》集子裡就不會有。《海濱故人》集子裡據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處是親切；在這本集子裡，雖則大部分還是自身經驗的描述，但要比較蘊蓄些。《海濱故人》集子裡，所表現的感情是很深摯的，對於人生的感覺，似乎比較深切些。《海濱故人》集子裡很多爆發式的感情，在這本集子裡比較的經過一番洗煉工夫。我並不是對這兩本集子，有所抑揚，只覺得兩本的內容的確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來作者生活上的變動，從前是春之氣，現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兩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點了出來，均比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實際。

　　廬隱崎嶇、坎坷的命運使她在沉淪與前進中幾經反復，但她畢竟還是從感情裡掙扎出來，擯棄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對社會勞苦大眾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中說，作家內質方面的修養應該有二：「一應對於人類的生活，有透澈的觀察，能找出人間的癥結，把浮光下的醜惡，不客氣的，忠實的披露出來，使人們感覺到找尋新路的必要。二應把他所想像的未來世界，指示給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們，引導他們向前去，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去溫慰人間悲苦者，鼓勵世上的怯懦者。」當她的創作世界重新和廣闊的社會生活聯繫起來的時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戰役為題材，反映十九路軍奮起抗日的長篇小說《火焰》外，還有收在《東京小品》裡的七篇小說如《火災》，尤其那十四篇雜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頻常有來往，當聽到朋友說胡也頻「以共產之故被捕」後，「想起也頻那樣一個溫和的人，原來有這樣的魄力，又是傷感，又是欽佩」；當聽到丁玲被捕失蹤，又看到《時事新報》有丁玲已被殺害之說後，她認為那是中國文壇一大損失，「時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裡是我們的出路？想到這裡，我不但為丁玲吊，更為恐怖時代下的民眾吊了。」在《監守自盜哩說：「墨子曾經有過一句話：『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使我恍然明白從古及今，中國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約束小百姓，而袞袞諸公呢，那是特殊階級，是孟軻所說的治人階級，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袞袞諸公，因此失地萬里的將軍，塗炭人民的元帥，盡可以挾帶金寶美姬，逍遙於法外，當政諸公，連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頌歌哩說：「二十世紀的人類，正度著夏天的生活——縱然有少數階級，他們是超越天然，而過著四季如春享樂的生活，但這太暫時了，時代的輪子，不久就要把這特殊的階級碎為齏粉，——夏天的生活是極度緊張而嚴重，人類必要努力的掙扎過，尤其是我們中國，不論士農工商軍，哪一個不是喘著氣，出著汗，與緊張壓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許有詛咒，但我卻以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們儘量的出汗，我們儘量的發洩我們生命之力，最後我們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這炎威逼人的夏天，將被這無盡的甘霖所毀滅，世界變成清明爽朗。」透過這些深刻、尖銳、犀利的小品雜文和長篇小說《火焰》，不難看出廬隱在「九·一八」事變後，是時代和民眾給她以勇氣，沖出「廬隱停滯」的種種藩籬，她，又前進了！但，她死得太早……

　　七

　　廬隱是一位徹底解放了的新女性，短短的十幾年的文學生涯中，創作出版了《海濱故人》（1925年，商務印書館）、《曼麗》（1927年，北平文化學社）、《歸雁》（1930年，神州國光社）、《象牙戒指）（1930年，商務印書館）、《雲鷗情書集）（與李唯建合著；1931年，神州國光社）、《靈海潮汐》（1931年，開明書店）、《廬隱短篇小說選》（1932年，女子書局）、《玫瑰的刺》（1933年，中華書局）、《女人的心》（1933年，上海四社出版部）、《廬隱自傳》（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東京小品》（193年，北新書局）、《火焰》（1936，北新書局）等十二種中、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及《婦女的平民教育》（1928，上海商務印書館）和遺譯《格列佛遊記》（1935年，上海中華書局），另有選集《雨夜》、《廬隱短篇小說選》（姚明達編，1935年）、《廬隱選集》（徐沉泗、葉忘憂編，1936年，中央書店）、《廬隱創作選》（少候編，1936年）、《廬隱佳作選》（巴雷編，1941年，上海新象書店）等數種。

　　「廬隱作品的風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實實寫下來，從不在形式上炫奇鬥巧。」（茅盾《廬隱論》）總觀廬隱的全部作品，這種評語恰切、中肯。從《海濱故人》開始，她在許多小說裡，都採用日記和書信的形式，這樣寫來，在語言上顯得靈活、自然，但在結構上往往出現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話說，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後期的作品，有了長足的進步，老練多了。除小說之外，她的散文也寫得清麗可愛。她雖以小說出名，但茅盾說，「她的幾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憶》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說更好。」她還在同一篇《廬隱論》中評論說：「在小品文中，廬隱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給我們看。比我們在她的小說中看她更覺明白。她不掩飾自己的矛盾。」她這種既天真又嚴肅的態度貫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禮錫說：
　　「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憑我的高興去處置她，誰管得著！」廬
　　隱是這樣很倔強的在這不慣的社會生存著，廬隱對這社會是不
　　慣，社會對廬隱尤其不慣，廬隱對社會的不慣，是有她的「誰管得
　　著」的辦法去管理，而社會對廬隱卻是冷嘲熱諷、明槍暗箭作四
　　面環攻。這「不慣」不僅是廬隱個人的問題，是新的與舊的社會的
　　矛盾的表現，加上廬隱的強烈的個性，這矛盾就表現得特別的明
　　顯。所以這不僅是「不慣」而是不相容，不慣慢慢的就會慣了，至
　　於不相容，那便得爭鬥。廬隱的「誰管得著」的態度，是不理的態
　　度，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不理」是違背了舊社會的秩序，這
　　樣的叛徒，是不能在舊社會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沒有你，
　　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毀。（《雲歐情書集》序）

　　這一段話是從社會的矛盾中來認識廬隱的。她的作品和思想，正是這個大時代的產物，表現了一個時代的群象，反映了一定的歷史，又誠如唐弢所說：「『五四』的主要精神是反封建。所有反抗舊禮教，反抗買賣式的婚姻，爭取戀愛自由等等，在廬隱的作品裡有著鮮明的反映。」（《晦庵書話·女作家黃廬隱》）這就是廬隱及其作品的價值。

　　廬隱，像一顆燦爛的明星，亮在舊中國的黑夜，光輝是不滅的，她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永存的。她說過：「沉默比什麼都偉大！」她已經沉默了四十多年，文學史家們應該讓她那顆受盡人生苦辛的心和悲苦的感情得到安慰，給這位敢愛敢恨的女作家以公正的歷史評價！

　　1980年12月5日脫稿
　　1995年2月5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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