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廬隱(6)

廬隱(6)

　　在日本，他們生活了一個時期。《東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寫的小品文，原擬二十題，但只寫了十一篇，都在《婦女雜誌》上發表過。由於日元高漲，生活不能支持，他們回到杭州，寄居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被壓迫的靈感，在這美麗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廬隱說。「我們當然可以寫出很好的文章了。」那半年，她寫了一部十萬字的長篇《象牙戒指》，這是一部充滿哀感，為她的朋友石評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紀念。這個長篇，十分之九都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其餘一部分因國難遭焚。這時期，她還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離開杭州到上海，由劉大傑介紹，廬隱進工部局女子中學，又開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書，一面寫文章，這種努力從不間斷。她自己說，寫文章「自信是為興趣有時也為名，但為錢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不過拿文章賣錢究竟是零賣靈魂，有點可憐，所以我寧願在教書的餘暇寫文章了。」她還說：「我不敢為了機械的教書生涯忘記我一向所努力的創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寫……」是的，在她生命之火燃燒的時候，她不停地創作，在《申江日報·海潮》、《女聲》、《時代畫報》、《前途雜誌》和《現代雜誌》上，都有她的作品發表。《時事新報·青光》上發表了她的中篇小說《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說《情婦日記》。她後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情緒較以前樂觀、開朗，特別是」一二八」淞滬戰爭後，她跳出了由社會、環境、生活築成的囹圄，著眼於民族戰爭，在艱苦的條件下，先後創作了中篇小說《地上的樂園》和《火焰》，後者則較直接地反映了在為國家存亡而鬥爭中的人和事。

　　廬隱在寫《火焰》時，蘇雪林去看望她，後在1959年發表的《（海濱故人）的作者廬隱女士》一文中記敘了她創作這個中篇小說的情況：「廬隱對於她這個表揚淞滬之戰的文學作品，卻有點諱莫如深。題材是我詢問再三才肯宣佈的，言語間又往往支吾其詞，只想將話題牽扯到別件事上去。當我到她寫字桌上強去翻看那些原稿時，她劈手奪去，笑著說：『咖啡香了，咱們到客廳喝去，這稿子留著到出版後再讀吧。難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廬隱是個爽快人，這回為什麼如此？事後我才想起，那個時代的中國新文壇正陷溺於一股奔騰澎湃的共產主義文藝怒潮裡，談愛國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說反動，不惟聽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於出口。廬隱大約因自己過去也曾主張社會主義及國際主義，現忽來了一個大轉變，寫起愛國文藝來，怕我笑她，所以要這樣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調呢？」

　　這時期，廬隱自己也認為她已經跳出了苦海，是她的開拓時期。她說：「我現在寫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換句話說，我的眼光轉了方向，我不單以個人的安危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寫的《女人的心》，我大膽的叫出打破藩籬的口號，我大膽的反對舊勢力，我大膽的否認女子片面的貞操。」「但這些還不夠，我正努力著，我不只為我自己一階級的人作喉舌，今而後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為一切階級的人鳴不平。我開始建築我整個的理想。」她的世界觀，她的文藝觀，在這裡，我們聽到了她開始真正轉變和進步的消息。

　　廬隱的變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上尖銳的鬥爭，不會不在她生活和思想裡留下痕跡。她走向生活後，教過小學、中學，也當過一個大學的講師和教授。時代給她的社會經驗是：中國的一切都瀕於破產了。破毀了的社會當然還有希望，這是在最後她才認識了的。

　　她與李唯建婚後的四年，是她一生最快樂最幸福的四年。廬隱一生受了很多苦，當她的思想和創作開始轉向的時候，不幸在1934年5月，因難產手術，開刀後流血不止，高燒不退，遂於13日11點20分逝世于上海大華醫院十四號病室，年僅三十六歲。據蘇雪林回憶，廬隱生活拮据，「為節省費用沒有進醫院，僅以十數元代價雇一助產士來家伺候，以手術欠佳，流血不止，送入醫院，終於不救」。廬隱的死，是中國文人的悲哀，聞者無不扼腕歎息！

　　廬隱的死亡完全是由於庸醫所誤，但她對此並無怨恨之心、責備之言。當她生命垂危之際，李唯建悲憤交加，曾寫一狀子，要去控告醫生，但廬隱勸阻了他：「算了，不要去告了，人已死了，告他又有什麼用呢？」這一點，足見她胸懷之廣闊，待人之寬厚。

　　廬隱一生清貧，度日艱難，沒有任何財產，只有幾部比生命還寶貴的作品。為了慰藉廬隱的在天之靈，李唯建將她的全部作品放進棺內，讓她畢生心血的結晶永世伴著她。

　　廬隱去世後，留下大女兒郭薇萱（郭夢良之女）和李瀛仙（李唯建之女），而貧窮、年輕的李唯建卻無法撫養兩個孩子。這時，舒新城約集廬隱生前好友和她的哥哥黃勤（當時任天津上海銀行經理）到上海，在南京路冠生園餐廳共商薇萱的撫養問題，大家一致贊同由其舅父黃勤撫養，廬隱的著作版權歸屬薇萱所有。不久，李唯建帶著瀛仙回到四川，從此便與郭薇萱失掉聯繫，音信杳無。

　　五

　　創作，要有源泉；源泉就是生活。

　　創作，也要才華和勤奮；但一個人走上創作道路，卻不一定是生活的必然。

　　廬隱是在中學要畢業那一年才開始讀小說的。那時，她覺得小說滿含著活潑、逼真的真實，可以解憂，可以消愁，人們可以從中得到刺激，看到希望和前途。所以她那時放棄了一切書，專門看小說，一年內大概讀了二百本小說。

　　大學一年級時，「五四」運動的浪潮正在激動著青年們的神經，《新青年》雜誌宣傳的新思想，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的新論文，魯迅的創作，周作人的翻譯，都是當時青年們成長的糧食和陽光。那時期，提倡白話文的胡適是她的老師，教她《中國哲學史》大綱，使她對宇宙和宇宙間種種現象有了認識。廬隱接受了新思潮，但她有很多苦悶，她說：「我常常覺得心裡梗著一些什麼東西，必得設法把它吐出來才痛快。後來讀文學概論，文學史，裡面講到文藝的衝動，我覺得我正有這種衝動，於是我動念要寫一本小說，但是寫什麼呢？對於題材，我簡直想不出，最後決定還是寫我自己的生活吧。」她躲在圖書館的一角，秘密地進行這種嘗試，悄悄地寫了幾天，那本沒有收束的《隱娘小傳》殘稿，是描寫她幼年故事的自傳體長篇，是用傷感的文言寫成的，後來她覺得「隱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意，不願人們識其內心世界，遂換成「廬隱」，作為她以後發表作品的筆名。受了《斷鴻零雁》影響的《隱娘小傳》，始終沒有續好，最後她竟把自己創作生涯裡留下的一點欣慰的記憶也投火焚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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