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政治評傳(34)

三四

　　1976—1978年間，經濟搞得過熱，其方式方法在整個八十年代是家喻戶曉的。1992年，鄧小平回顧這段往事，不僅指出經濟迅速增長期過後接著就有必要緊縮（過一段緊日子），党的領導應該清楚這種不斷重複的模式，而且還指出這個問題的原因和所採取的解決辦法都頗具爭議。在這種情況下，一段迅速增長期就和過多的基本建設、把外資的使用放到非生產部門、嚴重的經濟失調、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等幽靈均有關係。

　　1979年的頭幾個月，陳雲一直在積極動員大家支持他的想法：把市場競爭與按比例的發展引入經濟中來。陳雲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制訂者，當時這個計劃被毛棄之不用而代之以「大躍進」的戰略。3月份，隨著六十年代的經濟規劃者們幾乎全部重返工作崗位，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一項短期經濟戰略的修正案，這個方案在擺出各項選擇方案後提倡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內要有一項重新調整的政策——實質上是一項極度的財政保守和調整的政策。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也講了話，並表示要對陳雲全力支持。然而，這個決定並不意味著所有改革的嘗試都要停止，即使在這種初期階段，為經濟改革所設置的總方向也是清楚可見的。陳雲和鄧小平的思想中都有一個關鍵的原則，那就是過分官僚化的國家機器根本不能在現代化的經濟中以靈活的方式管理生產過程。他們建議應該給予生產單位更多的經營自主權，不僅要從共產黨的干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曾經意味著政治工作往往作為主要活動代替生產——而且也要從政府的干涉中解脫出來。除了國民工業中的一些大型企業外，地方和中央政府均不再予以干涉，儘管以前管理這些企業是他們的主要活動之一。這次改革的根本一面不完全是以前曾提倡的政府給予企業更大的自主權，還有共產黨在企業和工廠中的作用第一次受到完全放棄領導前景的挑戰。支持鄧小平在經濟管理方面試行各種分散經營的人是他的兩個長期同事——萬里和趙紫陽，他們倆四十年代在太行山區時都是鄧的部下，從那以後的不同時期以來一直在工作上和他密切合作。萬里從「文化大革命」前就是鄧的橋牌搭擋，在「文化大革命」中和1976年都因為是鄧的支持者之一而被撤職。七十年代後期他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那兒他監督了農業分散耕作和「責任制」的採用：六十年代初在那裡試驗性地搞過類似的首創，鄧也曾在1962年的一篇講話中討論了這些影響。這一經驗當時準備作為典範推廣到全國。實質上「責任制」的意思是每家農民種自己的地，在契約的基礎上負責生產出一定量的產品，國家保證購買。農戶生產的剩餘部分由其自由支配。儘管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情況與1943年抗戰時期的情況不同，但這些原則——雙重責任和自由支配剩餘——仍然是鄧對解決當時太行山區的問題所提倡的那些原則。

　　七十年代後期趙紫陽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在那裡他不僅實行了與安徽相類似的農村改革，而且還負責在工業企業中採用與農村責任制相對應的城市責任制——經常稱其為「四川試驗」——這種政策下的企業獲得了相當多的經營自主權。有趣的是，這種經常改革也不是第一次提出來，四川早在1955年和1956年就提出過類似的想法。儘管鄧於五十年代初期在四川任過職，但很少有證據表明他與城市改革規劃的原則或實踐有長期的個人聯繫。

　　新經濟秩序的一個後續特徵就是經濟特區，這無疑應歸功於鄧小平。經濟特區是在1979年4月召開的討論經濟改革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來的。這些地區具有一定的經濟和財政環境，可以有利於外商，並能吸引外資和技術。鄧提出這些區域應該建在華南的廣東省和福建省，這倒不是因為它們分別和香港、臺灣鄰近（儘管這一點在八十年代明顯地越來越重要），而是因為這些省份在歷史上就當作中國通往世界各地的門戶。後來在九十年代，當鄧在某種程度上聲稱經濟特區的建立總的來說是他的功勞時，他也提出沒有在上海建立經濟特區是他的一個失誤。

　　現在特區要求的權利很多，尤其是深圳。然而，人們很容易忘記特區的存在在一段時間以來曾在領導內部引起政治上的敏感。事實上，建立特區的原因之一（儘管不一定是鄧的觀點），就是希望伴隨外國技術進口而來的潛在有害影響能被限制在其產生影響的經濟特區之內。當時中央領導不可能想到發展經濟特區會有助於1979年及以後香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的合併：首先，和越南的磨擦越來越嚴重，在議事日程上重於和香港、臺灣的關係；第二，總之這個時期，中央領導似乎更注重與臺灣的關係，而對與香港的關係則不大感興趣。

　　儘管改革隨著後來進一步的發展逐步遠離集中的計劃經濟，但鄧在1979年，事實上整個八十年代直到進入九十年代從未放棄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不過此時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必然比以前更為廣泛。雖然鄧在經濟學上沒有陳雲在行，但他總是把政府部門看成是經濟的主要部門。在政治上，他進一步表明了他的態度：他認為對共產黨的主要作用根本不能也不應該表示疑問。對於鄧來說，民主是使共產黨政府更有能力的依據，而不是使共產黨政府有可能通過投票箱而消失的理由。

　　鄧對党的領導極為堅定，而一些人卻對此提出質疑，這成了三中全會之後人們首要關注的問題之一。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人們無疑已意識到閉關自守的政治就要結束，而民主運動已經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頭活躍起來。如上所述，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的一個主要背景是鄧小平堅持要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政治定論平反。《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中共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事實上也基本是輿論宣傳所促成的這個決定）表示致意，近乎激進地聲明它是深得人心的行動。

　　「這次規模空前的運動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不屬『四人幫』，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決定中國的命運，決定歷史的進程。4月份天安門廣場事件是誰組織的？是人民。是誰指揮的？是人民」。

　　這篇社論起了導火索的作用，引發了進一步要求更多民主的示威遊行，而不管「民主」這一概念是在什麼背景下出現的；在北京和許多城市都建立起了街頭集會場所，來討論民主，事實上總的來說也就是政治。在某種程度上，所出現的民主運動是受鄧本人的鼓勵。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十分明確地表明瞭截然不同的觀點：「一個革命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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