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政治評傳(35)

三五

　　那些參加民主運動活動的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看作是忠誠的在野分子，認為他們是贊成提倡民主的，因為「民主」的確是三中全會的一個關鍵詞。然而，也有一兩個示威者和貼大字報的人矛頭直指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甚至鄧小平本人。

　　鄧給新的「社會主義民主」下定義時的反應極為迅速，在1979年3月底就理論工作召開的黨的會議上，鄧提出了用來判斷良好政治表現行為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党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任何違背這四項原則的行為都是不允許的。

　　【「歷史遺留問題」】

　　除了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基本問題以外，中共領導在三中全會之後還要面臨如鄧所說的「歷史遺留問題」，「這些問題要儘快實事求是地解決，不要拖泥帶水」。中共必須決定怎樣處理在押的「四人幫」，正如三中全會所提出的，應怎樣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毛澤東思想的實質。這些問題必然與華國鋒及其支持者們的未來命運有關。儘管他們至少對逮捕「四人幫」有一定的貢獻，但他們卻是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產物而進入領導班子，從而在政治上獲益的。

　　對中共歷史的重新評價雖然在三中全會上通過，但貫徹起來卻不大順利。比如關於劉少奇在中共歷史上地位的問題，在細節上有待討論，但在平反問題上很快就得到通過。劉的遺孀「文化大革命」以來在1979年2月的春節聯歡會上第一次公開露面。然而，重新評價也牽扯到華國鋒和他的支持者們，還會和「四人幫」的最終處理有關。鄧強調為了支持現代化必須健全民主與法制。

　　對「四人幫」、林彪及其追隨者的審判由於討論更廣泛的問題而延遲了。鄧總是希望共產黨把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思想清楚地區別開來，後者是1949年以前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他也希望把毛澤東思想和毛在1958年之後的行為區別開來。如果不加以區別，「文化大革命」的責任全部推給「四人幫」，再把毛應負的一部分責任也推卸掉，而華國鋒和他的支持者們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將結束時方才上臺，那麼他們就有理由為自己辯護。另一方面，如果認為毛也應該對「文化大革命」負一定的責任，而且認為毛在1958年後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本身，那麼毛後來的一切行為都值得懷疑，華國鋒也跑不了。

　　按照鄧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最終還是全盤否定了。八十年代由胡喬木牽頭的一個小組在鄧和胡耀邦的指導下起草了《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多次傳閱討論，在1981年6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最後通過。此時，華國鋒及其他與之有牽連的中央領導人——著名的有汪東興、吳德、紀登奎、陳永貴等——眼看大勢已去，只好認命，有的自動下了台，有的被降了職。

　　理所當然，始終堅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們，都應該徹底官復原職。這個程序在1979年仍在繼續，當時不少「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形成了一股複職潮流，其中有鄧以前的同事們——包括薄一波、彭真和楊尚昆和其他幾個恢復中央委員的人。同時，彭真被重新任命，趙紫陽則是首次得以任命，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職。1980年2月，為劉少奇進行了身後平反，支持華國鋒「兩個凡是」的四個政治局委員被撤銷職務。然而，這並不是清除，只是降職，和鄧重新強調的黨內民主是一致的：既不威脅其生命，也不威脅其生活。八十年代中期，趙紫陽取代了華的國家總理職務；八十年代初，開始對「四人幫」和那些仍然在世的林彪同黨進行審判，並取得了預期的效果。此時，華已經主動辭去了中共主席的職務，鄧當時已經76歲了，以年齡大為理由拒絕出任主席一職，隨之胡耀邦成為主席，不過鄧的確是同意出任中央軍委主席的。

　　鄧的意思很清楚，想創造一種新的政治作風，儘管他大概並沒有把它看作是新的而是看作為中共早期政治作風的一種再現。1980年1月，他建議在憲法中取消——「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了聽取更廣泛的意見，鄧決定樹立一種新的領導作風。比如，1980年他到四川視察，當他在風景名勝點停留時助手曾提出關閉峨眉山，鄧拒絕了；他還拒絕了為他個人進行川劇表演的提議，他說，他完全能象普通老百姓那樣去看演出。根據同樣的精神，在中共第十二屆代表大會上取消了中共主席這個專門為毛澤東設置的職位，代之以中共中央總書記。

　　【政治改革】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鄧的政治改革計劃和解決新領導班子直接面臨的政治問題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決議」雖然批評了華國鋒在毛死後的兩年中犯了「左」的錯誤，也斷然否定了毛澤東本人應該負主要責任的「文化大革命」，但「決議」中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共傳統的重新解釋，更能證實鄧的遠見卓識。毛澤東思想實質上就是鄧對那些傳統——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黨內民主與密切聯繫群眾的重新定義和重新整理，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重新恢復這些傳統。

　　儘管對毛澤東思想的重新解釋在1981年6月方被共產

　　党正式認可，但鄧在此之前堅持不懈地論證這件事，已頗有一段時間，尤其他於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講話——《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是對他的政治改革態度最徹底的一次闡述。事實上，在那之後的整個八十年代，無論什麼時候要特別強調政治改革這個主題，總是從對這次講話的分析出發而展開討論。他強調有必要使政府工作系統化，領導班子恢復活力，重新建立黨內民主，並堅持党領導下的人民民主。這些都成為鄧在整個八十年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實際上也和四十年代初有著強烈的共鳴。

　　在鄧看來，政府工作體系化對於鼓勵經濟現代化及保持黨和人民之間的良好關係都有必要。黨和政府的職能必須有效地分開，個人必須服從黨和政府的領導，必須建立行政秩序。這些要求的產生基於他對三種傾向的批判，這三種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特別嚴重，但也是共產黨長期面臨的問題。一種傾向是黨逐步代替政府，鄧第一次談到這個傾向是於1940年初在太行山區時，雖然是在根本不同的戰時條件下。

　　根據鄧的觀點，中共應該是引導而不是統治：如果黨代替了政府，那麼兩者都不能有效率地發揮作用，政府等待共產黨的干涉，而後者卻負擔過重。第二種傾向是權力過分集中，不僅集中於中共的手裡，而且集中在想壟斷黨、軍隊和政府領導職務的幾個特殊的個人手裡，從而使政府個人化，也導致效能差。第三種與其有關的傾向就是官僚政治中的那種傾向：往往沒有責任制和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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