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政治評傳(33)

三三

　　〖第七章改革的基礎（1979—1984）〗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往往把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作中國繼1911年和1949年革命之後二十世紀歷史上的第三個重要的轉折點。對此解釋的力度相當明顯：到九十年代中期，三中全會掀起的改革浪潮已經引起了巨大的經濟變革和政治變化。自1978年以來經濟一直在以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高於9％的速度增長，到1993年經濟總值已居世界第四位。而且，較經濟增長總數更驚人的則是經濟結構發生的變化，從政府直接參與管理變為宏觀經濟調控。到1994年經濟國有部門的工業生產總值僅占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多一點，與1978年的近80％相比下降了許多。據報道，到1994年，國有部門內部大約有30％的職工與單位簽有合同而不是象從前那樣端鐵飯碗。社會主義結構中一個更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在1994年初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的中央銀行——提出來的禁止財政部借用銀行資金來償還國債。三中全會無疑很重要。然而它僅僅是1978年底和1979年初制定改革議程的一系列主要會議之一——儘管這次會議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這些會議為近期和長期的經濟增長與現代化打下了基礎。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1984年底。儘管這期間曾遇到過阻力，但它卻是中共全體領導特別是鄧小平的一個相當偉大的成就。這不僅是鄧小平占支配地位的一段時期——他在1985年9月召開的全國黨代會上從政府的日常工作中退居到了二線——而且是他參與政策制定以來最有作為的一段時期。此外，它還是共和國政治空前穩定的時期。

　　經濟改革方案從鞏固與重新調整的直接政策出臺開始，一直極其成功地貫徹到1984年，不過在這段時間改革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到1983年，已經比原計劃提前兩年達到了1981—1985的五年計劃的目標，看起來似乎到2000年人均收入翻兩番的長期目標是能夠達到的。由於改革及農村經濟財富的增長，鄉鎮企業很快發展起來，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在政治方面，中共領導班子也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團結與穩定。黨內雖然有爭論，儘管這可能不符合鄧對這些過程的理想描繪，但也是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不需要通過象「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武斷和暴力來解決。儘管「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派性一時還難以完全消除，但它已不再是政治上重要的決定因素了。人們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工作，重新建立法律制度，並開始徹底改革政府體制。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國有一種傾向，認為鄧小平象徵著自1978年以來的整個改革時代或至少象徵著改革的成就。許多關於改革過程與鄧小平的生活和工作的書籍紛紛出版。

　　鄧被人們認為是改革時代的設計師，這無可非議，但與改革的設計師還不太一樣。要想區別這兩者可能時間上還不太合適，因為證據不足或難以找到，然而，在這部鄧的傳記中卻需要進行這種嘗試。

　　鄧領導著一個集體的領導班子，他在改革方案許多方面的貢獻就是為他人實施創造條件而不是本人直接負責：這種領導方式用傳統的話說就是「幕後指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他明顯地沒有忽視經濟改革——他能夠也曾主張自己應該對領導許多重要的經濟首創和行為負責——但還是把具體步驟的決定權留給了其他人，特別是從前那些在六十年代初曾一道起草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議的人——陳雲、彭真、薄一波和李先念——還有新一代的高級領導人包括趙紫陽、胡耀邦和萬里。

　　就鄧本人來說，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前一段時期，他似乎把精力放在兩個他具有一定經驗和專長的政策領域上：政府改革和外交事務。他的初衷是為了保證最終否定「文化大革命」，這和鄧長期試圖建立黨內民主與更開放的——儘管還是有限的——政府體制有一定的必然聯繫。建立開放的政治體制這一目標由於它固有的模棱兩可性而證明是特別難以捉摸的。更開放的政治體制和党的領導原則之間的緊張關係是整個八十年代的一個經常性的主題，甚至在1989年5月試圖和解告于失敗之前依然如此。

　　在外交上，鄧取得的成就更大：他逐漸為中國制訂出一項真正獨立的外交政策，這項政策同時也包含了國際間的相互依賴。開放政策不僅使經濟迅速增長而且使中國和東亞、東南亞的大部分地區經濟形成了一體化——雖然方式方法可能出人意料，最終影響尚未蔔定。十年來中共與蘇共之間的關係不斷緩和，最終達到了兩黨之間關係的恢復和戈爾巴喬夫1989年5月，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來到中國北京訪問。1984年經過和英國艱難的談判後，在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的程序問題上達成了協議。

　　【發動改革】

　　儘管人們都認為三中全會之前的那次中央工作會議是一次激烈辯論的會議，但三中全會的最後公報在中共政治改革的方向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重建和改革工作還是不能順利地進行：有許多意識形態、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問題，面臨方向的扭轉，這些問題在1979年上半年的一系列高級會議上仍引起領導班子的高度重視，成為熱門話題，直到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後才告結束。

　　從1月份開始經過不同的階段一直持續到8月初的一次黨的會議上，始終在討論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這次會議由耀邦主持——胡耀邦在三中全會後不久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會議基本上肯定了他在1978年代表鄧推出的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的討論。早期階段出席會議的主要是那些在中央工作的人，而後期階段各省的幹部、宣傳行政人員和理論家也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議的評議過程中，為更廣泛的民主運動設定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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